《深圳晚报》：书业里守出百年老店

据新华社报道 昨天对中华书局来说是一个特别喜庆的日子，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总书记致信祝贺。

创建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百年风云变迁，几代人传承与坚守，3万多种出版物……百年间，中华书局不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符号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更以“开启民智、教育为本，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己任，在改革开放、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书写了新的传奇。

开启民智 昌明教育

１９１２年元旦，上海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门楼房下，“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这就是中华书局。

在２５岁的创始人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版《中华教科书》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问世，随即风行全国。

陆费逵曾言：“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继教科书大获成功后，陆费逵赴日考察印刷实业，立志建立亚洲第一的印刷厂，并如愿以偿。

自１９１６年起，中华书局组织１００余人编写大型工具书《辞海》，全书词条总数在１０万以上，总字数约８００万。自１９３６年开始发售，风行十几年，至１９４７年各种版本销售超百万部，成为近现代出版史上难以比肩的高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用现代技术整理出版古籍成为中华书局发扬国粹一大功绩。

汇集经典 传承文明

岁月有波澜，书香无断续。百年来，中华书局始终把整理和出版中华典籍视为己任，不遗余力，成就斐然。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正常出版业务仍在推进，陆续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诸子集成》《庄子集解》《墨子间诂》《太平御览》《全唐诗》《全宋词》《甲骨文编》《太平广记》等大批经典古籍。其中，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集百位专家之力，历时２０年，未曾稍辍，使这一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圆满完成。

１９７８年之后，我国古籍整理事业掀开新的一页。在此后短短几年间，一大批如《全金元词》《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重要典籍面世。仅１９８０年，中华书局就出版新书１３７种，重印５２种。

一直以来，精审细校、学风笃实成为一代代“中华人”秉承和坚守的理念，在出版质量上严格把关始终未改，也为中华书局赢得了极高声誉。

学者曹道衡说：“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质量高，把稿子交给中华书局最为放心。”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坚守使命 守正出新

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专业出版为特色的中华书局受到了巨大冲击。为迎合市场，中华书局曾涉足时尚旅游类图书和教辅书，而这些远离主业的尝试纷纷以失败告终。

怎样让中华书局这块金字招牌再放光芒，延之后世？２００３年，袁行霈、李学勤、裘锡圭等学界前辈以及一批中青年文史哲研究者，与中华书局编辑们一起盘家底，讨论突围路径。在这场改变中华书局命运的座谈会上，“守正出新”成为指引中华书局发展的“局训”。

此后，中华书局把１４条产品线缩减为４条，做回主业，并把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型图书出版提上议程。

２００４年，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成为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工作室成功运作的第一本畅销书，截至２０１２年２月，该书销量５０万册，开启通俗历史阅读和出版热潮。随后，首印６０万册的《于丹〈论语〉心得》又打破了中华书局新纪录，至今销量已达５６０万册。２００５年，中华书局实现销售码洋９６１２万元，利润３２２万元，不仅走出生存困境，市场化路径也逐渐明晰。

目前，中华书局已形成了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大众普及读物、中小学教育、汉语工具书、文化遗产和艺术５大类出版格局，为这家百年老店“打造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内容提供商”提供了深厚基础。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认为，迎来百年诞辰的中华书局更需坚持“守正出新”，“这不仅是它的根基，亦是它的使命。”（璩静）

民国“新生儿”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上海一个小书店开张了。创办者是出版界的三个年轻人——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戴克敦和文明书局的陈寅。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陆费逵为民国“新生儿”取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字——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真正的营业开始于２月初，启动资金只有区区２．５万银元，仅为出版界“大佬”——商务印书馆资本金的１／３０。

陆费逵

创办中华书局的核心人物陆费逵当时年仅２６岁。陆费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１８８６年９月１７日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是个复姓。很多人曾以为他姓陆，名费，字伯鸿，因而有称之“陆费伯”、“费伯”或“陆伯鸿”。为此，陆费逵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解释。１９０８年秋天，２２岁的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陆费逵敏感地嗅到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人。１９４１年７月９日，５６岁的陆费逵在香港去世。

中华教科书

创业之初，陆费逵果断决定进行“教科书革命”。后来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规定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于是内容合乎共和体制的“中华教科书”，成为被追捧对象。开办第一年，营业额达到２０多万元。至１９１３年完全出齐的中华教科书，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中华大字典》

《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１９１５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２００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４６８６７个，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

《四部备要》

１９２０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四部备要》。１９２１年，聚珍仿宋印书局加盟中华书局，使其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聚珍仿宋印书局是著名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与弟弟丁善之创办的。丁氏兄弟费十余年之心力，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体”——现在我们电脑中使用的仿宋体即来源于此。以聚珍仿宋体排印、丁辅之亲任监造的《四部备要》，也因选书精要，文字古雅而被称道。《四部备要》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掀开古籍整理的新篇章。

《国富论》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热情地为这次新文化浪潮推波助澜，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专著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始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此译本。在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方面，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