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 再出发——记中华书局“百年 再出发”文化沙龙·哈尔滨站

传统文化图书究竟有多大的市场？
图书迎合市场和坚守品味是否矛盾？
面对数字化变革，传统出版社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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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就在同一天，在相隔不远的上海，26岁的陆费逵和别人集资开办了中华书局。他们抓住时机，迅速推出了辛亥革命后全国第一套教材——“中华教科书”， 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新式教科书市场。
    陆费逵说：“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依靠这样的眼光和格局，他创立了中国出版业的一家“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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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那么下一个100年，我们应该怎么走？”
    2011年5月28日，中华书局“百年 再出发”文化沙龙上，书局总经理李岩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开场白。参与这场讨论的，有文史专家、出版商、媒体人士和普通读者。
    传统文化阅读，是嘉宾们关心的热点话题。2004年，中华书局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等《正说》系列，一经推出迅速大卖，在国内掀起了历史图书热。随后，销量破百万的超级畅销书《于丹〈论语〉心得》面世，将中华书局的影响力又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近年来，以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一批出版机构，推出大量大众国学读物和国学经典普及读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20万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一些出版社为了销量也费尽心机，跟风出书、出伪书等现象层出不穷。对此，中华书局的态度始终是，图书以“内容为王”，迎合市场，不意味着放弃文化品味，品牌，是出版社的生命。
    “数字出版”是当下出版业最时髦的话题，众多传统出版社，都在摩拳擦掌向这一领域进军。中华书局本次文化沙龙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探讨数字出版给百姓阅读带来什么变化，传统出版社如何进行数字转型。
    青少年时下的阅读取向是什么，读者们对出版社怎样的要求？在沙龙上，以中学校长为代表的普通读者和出版商、学者进行了交流。
    据了解，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代表性企业之一，中华书局明年将迎来百年社庆。从现在起到明年六月，中华书局还将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主题的“中华书局文化沙龙”，并通过各地书店和网络等渠道推出多种形式的大众阅读活动。

 

参与文化沙龙的嘉宾：
    黑龙江文联主席 傅道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辛更儒
    黑龙江出版集团纪委书记 徐彤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院长 隋丽娟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出版史学者 王建辉
    光明日报著名记者 庄建
    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 朱赢椿
    《出版人》杂志主笔 任殿顺
    哈尔滨第三中学副校长 张祥洲
    哈三中语文老师 鞠占林
    中文在线副总裁 谢广才
    中华书局总经理 李岩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顾青

 

 

以下为嘉宾发言的摘录：

 

中华书局总经理 李岩
    早在中华书局80周年纪念活动上，季羡林先生就曾经送给中华书局一副对联，上联是“一身正气”，下联“两袖清风”，横批是“中流砥柱”。
    经过百年，如何再出发，如何再延续我们的辉煌，如何在近现代学术文化出版史上，继续发挥中华书局独有的作用，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2012年的1月1日，就是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将有一系列的庆祝中华书局百年华诞的活动，其中的一个系列活动，就是“百年 再出发”中华书局文化沙龙。我们会在全国各地来办这个文化沙龙。在全国选择一些重要的城市，比如对近现代出版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城市，或对近现代学术文化有突出贡献的区域，做系列沙龙，前后将持续一年，请各界朋友，来共同探讨出版业的“再出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出版史学者 王建辉
    百年，中华书局这个百年解读，我觉得是一个37+63，应该这么去解读。对于前37年，中华书局给近代中国出版史带来了什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家出版社就好比是英国教育史上的剑桥和牛津。
    其实，中华书局给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提供了一个“中华模式”。我曾经对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模式做过一个比较：商务模式叫做文化和商务，中华模式叫做教育和出版。就出版而言，与之关联度最高的是教育。今天中国还有2.2亿学生，中华书局作为一个全国的出版社，是有条件服务这2.2亿学生读者的。
    那么后面的63年，我觉得应该来说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对后面的63年是研究得不够的。包括你们自己整理的资料，都还没有。唯一能够供我们参考的，就是《回忆中华书局》下册。
    第二个观念，就是后63年和前37年，实际上是割裂的。我觉得我们中华书局也好，包括我们中国当代近代出版也好，基本上是割裂的，我们当代出版和过去的民营出版业来说，没有很多的继承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中华书局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秩序中来，是我们“百年再出发”的新起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再出发，我和你是竞争对手。
    从主持人刚才讲的中华书局的三大类出版业务：一个是古籍整理，这是强项；第二个是大众化方面，在做新的尝试；再一个就是中小学教育方面。应该来说，“再出发”应该是中华书局的一个历史的回归。当年，中华书局四大类出版业务在全国举足轻重：教材、工具书、古籍整理、报刊，在这四大类方面，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一争天下的。那么现在你们要做的三大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历史的回归的,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是回到本位。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转型，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我想这不光是我的困惑，也是你们的困惑。
    中华书局如果要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须高度重视数字出版。我个人非常重视数字出版，但是还找不到数字出版的引领模式和发展类型。数字出版一是要巨大的资金投入，第二个要很多的专业人才，第三个要有很多好的思想和设计，但这三个方面，我们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
    谢谢王先生，中华书局的百年再出发，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目前中国的阅读趣味、阅读方式，都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个人有一个观点，中国出版业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行业，在出版业改革还没有做得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数字出版的洪流就汹涌涌来，在中国传统出版业还没有强壮的时候，数字出版的威胁又到了，对于我们这种传统出版社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黑龙江省文联主席 傅道彬：
    中华书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她的名字就和中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华民国结束帝制的时候创办，更预示到这个出版社和文化的深厚联系。我读的书，尤其像我们这个专业，读的最多的就是中华的书。
    在我们出版行业里，怎么样能够成为中国思想的引领者，文化的传承者，是很重要的。不能作者提供什么书，才出什么书。好的出版社，应该是一个思想的发动机，文化的引领者。中华书局就应该不仅有继承传统文化的功能，也应该有思想发动的功能。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出版社，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搞自己流动的、松散的国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院，或者是固定举行学术会议学术研讨，引领全国在传统文化领域进行有趣味的思想启蒙。我希望在百年再出发的时候，中华书局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担当这样的使命。我从一个读者、一个作者的角度，希望中华书局越办越好。

 

黑龙江出版集团纪委书记 徐彤
    我觉着中华书局在考虑“再出发”，在考虑传承和创新的问题，作为我们地方的出版机构，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我在报业干了二十七八年，才刚刚到出版业，在报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纸媒所受到的那种挑战和冲击。当网络成为人们一种生活习惯的时候，必然对于纸媒要产生一种冲击。后来我到了出版集团，纸书本身也受到这种冲击，面对说这种挑战，怎么办？我觉着还是创新，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市场，没有天地，我认为有，人们的读书习惯还是有的。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辛更儒
    大家都知道，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从建国以前，它做的是弘扬中国的文化的工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传统文化。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古籍整理。古籍整理，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载体。
    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和中华书局产生工作联系的，在中华书局的《文史》、《文史知识》，还有《古籍剪报》等等这些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和文章。2005年以后，又陆续在中华出了几本书，其中《杨万里集笺校》，它是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的作品的全集，以前没有做整理，当然更谈不上由现代人来做它的笺注，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工作。宋代的文集出版的比较少，特别是由当代人来做点校和笺注的就更少了。因为这个工作一般来说，过去都是由老先生们来做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古籍整理工作又不能停顿下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当前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提出三点看法：第一点，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中，需要重视倡导什么、提倡什么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那些蕴涵科学和民族精神的、主流的积极的因素，比如说提倡礼义廉耻，这些磨砺身心、人格的内容，应该弘扬和发扬光大。第二，在挖掘传统文化中，各个出版单位对爱国主义思想，应充分加以提倡。第三，我觉得应该反对把传统文化简单化、粗俗化，这样一些不良倾向。很多出版社往往把国学和传统文化，做简单化、粗俗化的处理。尽管在一定时期里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但如果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出版界发展的。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我们做人文科学的，做历史学科的，基本上家里面的书，还都是中华书局的书居多。我想建议一点，就是除了古典文化典籍的整理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下这种“新典”的整理。中华过去好多年，也出了不少，像“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系列，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当中，价值都是非常高的。民国时代有很多这一类的“新典”，有很大的空间，甚至很多东西还散在报纸杂志上，我们应该把它整理出来。
    同时我还有一点建议，应该利用中华书局的这么一个学术背景和学术力量，去组织学术界对近代的典籍，用古代的文献整理方法来整理。
    我讲一个例子，《天演论》。一直以来我们对《天演论》的版本都搞不明白，《天演论》有几十个版本，应一字一句地去分析，究竟它的差别在哪儿，从最初的手稿本到后来的每一次修改，它为什么去修改，修改究竟是改了一个什么字，其实这个里边就涉及了古籍整理方法。
    我的第二个想法，中华书局这几年在内部的体制创新上已经做了很多，成立了几个分社。但是我还想讲的一点是，目前我们的出版状况离市场经济太远了，最典型的就是每本书的印数，学术类的几千册，文化类的稍好一些能够上万。同样一本书，我们交给一些传统的老出版社，在数量上上不去。但是要交给民营出版社，同样的一本书就可以发出不一样的效果来。所以我觉得，中华也应该利用国家政策来做一些创新，比如品牌经营，或者是加盟。现在我知道有几家在北京做的出版文化公司，其实就是外地出版社在做的品牌。我觉得，中华书局的品牌应该说在社会上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如果能够放下架子，能够和那种市场理念比较强的公司进行一些合作，把品牌经营好，那我想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局面了。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顾青
    目前中华书局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数字出版。但是数字出版怎么做？我们也都不太了解，这个时候就需要听听专家的意见。

 

中文在线副总裁 谢广才
    建议中华书局能够考虑做一个古籍的数字平台，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在这个平台上形成合力，把多媒体的一些新技术跟我们的产品进行结合。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院长 隋丽娟
    说说我的两个“记忆”。首先是读者的记忆。中华书局对我来说，就是一段学习和成长的记忆。对于我们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这样一批人来说，当年我们读书是没有什么参考读物的。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中华书局，是我们在学习文献介绍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大学时候的笔记，1981年9月22号，那一天老师谈到左传的版本，特意提到了中华书局，所以我在笔记上，把中华书局加重了。从1981年到现在， 30年的时间，中华书局就一直伴随着我学习和成长。昨天晚上翻了一下我的博士论文，发现所有的注释，有80%以上都是引用了中华书局的书籍。
    第二个记忆，是作者的记忆。2006年12月份，我因为一本《说慈禧》成为中华书局的作者。中华书局的编辑队伍，给我留下最美好的记忆。直到现在，我的书已经出版了将近4年的时间，我没有在这里找到一个错别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我最后一次校稿的时候，编辑室主任李晨光老师拿来了一个意见，他说，有一条史料，好像是应该在慈禧死后，才发的这样的一个诏书，但是你在引用的时候，似乎用在了她死之前。我马上就回去查《清实录》，反复核实，真的就是那样。所以我就觉得，作为青年学者来说，有这样好的一个编辑队伍，在史料上、在文字上的把关，无疑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幸事，当我们在学术、科研正在起步和成长的时候，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成为我们最大的一种助力。
    打造一支非常强有力的编辑队伍，这对于每一个出版社来说，都是一个资本。另外我觉得，能够为青年学者去出书，也是一个出版社大胆的尝试，也是培养作者队伍的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哈尔滨第三中学副校长 张祥洲
    我们也需要出版界引领着我们学生发展，请出版界或传媒界更多地考虑到我们基层教育的需求，孩子们成长发展的需求，什么样的方向才是正确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正确的。我们学校一直比较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最终学的是理工课，但是学校在人文情怀这方面一直非常重视，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创新人才不仅仅是需要理工科的东西，一个孩子拥有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视野，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
    我们的孩子们是未来的读者群，怎么样能够在他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就意识到买书要看出版社，这可能也是出版界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想法，学生爱读什么书，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对他有帮助？学生读物，既要帮助孩子提高成绩，也要能够提高他们的人生素养，这两方面怎样结合？在中国目前的人才选拔模式下，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顾青：
    在未来电子出版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图书装帧设计会怎么发展？我们非常想听听著名的朱赢椿设计师怎么说。

 

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 朱赢椿
    我其实觉得，中国目前的书籍设计，还是有点过于热闹了。标题的耸人听闻，广告语的哗众取宠，以及设计工艺的过于复杂。我也仔细地分析了一下中华书局的书，我觉得这个团队是非常令人尊重的。有很多设计师总想表现自己，总想把自己的想法非常夸张地表达出来。而我想，克制，是对书籍设计来说最重要的，如果不克制的话，必将对文字造成伤害。针对中华书局的选题策划，尤其是一些大部头的古籍整理的图书，设计师可能更应该是保持这样一种心态来做设计。
    在电子书出版物冲击纸质图书的时候，恰恰纸质图书不能以花哨、亮丽和绚墨的色彩去跟它抗争。因为面对电子图书千变万化的色彩变幻，纸质图书恰恰要回归到最本原的地方，就是让大家安安静静地读书。
    纸质书不应去玩太多的噱头，而应该把精力和时间放在看不见的东西上。什么是看不见的东西呢？首先就是字体、字号、行距、字距的研究。可能读者没有感觉到这个设计师在做什么，但是他是非常舒服、非常愉快地去阅读这样一本书。这也就是设计师做了读者看不到的工作，这个工作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我想这个也是中华书局的设计师们以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的。
    除了设计的简洁、大方、庄重以外，印制质量也很重要，这也是中华书局的图书后期要去注重的一个部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纸质图书要存在的理由，就是给读者一本内容准确无误、史料价值宝贵，同时区别于电子图书的纸质艺术品。这样的图书，即使贵一点，读者也会去选择纸质图书。

 

《光明日报》资深记者 庄建
    可以说，中华书局为中国20世纪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百年再出发”，中华书局任重道远。未来要往前走，肯定要创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诱惑太多的时代，中华书局首先还是要有定力，要做文化传承的中流砥柱。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很多被忽视的东西，中华书局都应该去关注。当浮华褪去，在我们今天这段历史的深处，会留下中华书局坚定的足迹。

 

《出版人》主笔 任殿顺
    数字出版发展对于整个出版产业的变化，对于我们传统图书的出版，冲击确实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确实需要在数字出版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和转型。中华书局有非常好的资源，非常好的品牌，这些也是在未来数字化转型中非常好的资源。
    中华书局有很多古典文献的作品，它们如果可以数字化，将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出版业在谈到数字化转型的时候，经常会说自己是内容提供商，但是我觉得，出版社更像技术提供商，提供的是对作者的文本进行编辑、加工、标准化制作，以及专业化营销这样一门技术活。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很多出版社并没有内容优势。而我们中华书局，是真正有内容优势的一家出版社，她有近百年的内容积淀。此外，还有非常响亮的品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 李文方
    咱们国家这几十年来，在国外已经说有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上，很多人涌出国门经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外国人会对中国人产生一种文化形象的误差，没文化，只是为了钱。中国人难道就是这样的？谁来完成这个重新建树中华文明形象的使命？中华书局是有这个能力，这个水准，这个威望的。今天沙龙的主题叫做“百年 再出发”。我觉得真正的再出发，对中华书局来说，对整个出版业来说，国内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上重建中华文明的大背景，塑造中华文明的新形象，提供给那些现在在国外，对中华文明求之若渴的那些新移民，以及对中国文明不是很了解的外国人。

 

哈尔滨第三中学语文老师 鞠占林
    第一，纸质书，是绝对不会消亡的。我经常会观察我的学生的阅读体验，他们的确会看很多电子的东西，但是都是一些快速浏览的内容，比如一些玄幻小说，看完以后就再也不会再看了，但是一些很经典的东西，他还会选择纸质书。
    第二点，在传统文化书籍的出版方面，我个人认为阶梯性不够，还难以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读者的需求。如果能够在这个方面有所开拓、有所进展的话，在传统化的传承方面，可能会取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第三个，我觉得，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如果靠出版社单打独斗，很难去实现有效的震慑和打击，还需要国家的力量。毕竟版权是作者、出版社出书的一个动力，如果保护不好的话，将来咱们恐怕就阅读不到质量很高的原创书了。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顾青
    面对一个新的百年，中华书局的再出发，肯定会非常努力，我们有那么多的经验和积累，面对各种挑战，我们不会彷徨；我们有那么多的作者、读者的陪伴和关注，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这是我们“百年 再出发”中华书局文化沙龙的一个序幕。下一步，我们要在北京有个启动仪式，之后在各地办整整一年。我希望在100年以后，中华书局庆祝200年的时候，我们的后人也会提到我们今天，能够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断，我们的传承没有断，在传承传统文化、传播思想文明的领域，我们做了应有的工作，这里我们的理想。

 

 

 

背景资料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能称得上“百年老店”的出版机构有两家，一家是商务印书馆，一家是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是1912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创办人是陆费逵先生。中华书局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以做民国教科书起家，奉行“开启民智”的思想，就是想通过教科书，通过文化建设，来进行国民教育。在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走过了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出版业的一个代表出版社，跟商务印书馆齐名。1954年以后，从上海迁到了北京；从1958年开始，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小组，把中华书局定为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当时我们奉行的出版原则是，“弘扬传统，服务学术”，这个定位基本确定了中华书局后五十年的发展进程，成为一个以出版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出版社。
    中华书局建立之初就以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舒新城、徐悲鸿、马君武、徐志摩、陈伯吹、钱歌川、张相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华书局成为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出版的重镇，一批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重大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上马，顾颉刚、唐长孺、白寿彝、启功、钱锺书、张岱年等众多著名学者，成为了中华书局的作者和知心好友。学界精英的支持，是中华书局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核心品牌和优势产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