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之父”——陆费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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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年10月13日 01时00分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马鸿雁 贾晓明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字伯鸿，号少沧，我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他祖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其母是李鸿章族亲。据陆费逵自称，“陆费”的姓氏源自山东费县，本姓费。在明朝中叶，费氏家族迁到浙江桐乡，他的17世祖出嗣舅父陆氏，便改姓陆。又隔数代以后，因费氏本支没有后裔，便兼祧两家，复姓陆费。

　　陆费逵从小就由其母教授经书，因而旧学功底深厚。戊戌变法后，陆费逵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学传播运动。1904年，陆费逵在武昌与人合办新学界书店，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等书，还写成《岳武穆传》一书，宣传反清革命思想。陆费逵著作颇丰，19岁著《正则东语》(日文)教科书，20岁为汉口《楚报》撰写论文、小说，21岁著《本国地理》，同时并为《申报》、《南方报》写文章。1906年春，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曾为日知会起草章程。同年秋，他辞去书店职务，与张静江等接办汉口《楚报》，并担任主笔，不久报纸因抨击时政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陆费逵逃往上海，在昌明书店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旋即改任上海文明书局襄理。

　　1908年，在高梦旦重金聘请下，陆费逵转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很快晋升为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其间，陆费逵意识到“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主之书籍商”，遂开始筹集资金，为以后自立打下基础。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伊始，陆费逵抓住机遇，从商务带走了一大批编辑、出版人才和作者，与沈知方等在上海创设中华书局。陆费逵认为教科书改革势在必行，“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于是抓住机遇，“遵教育部通令”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内称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中华书局发行教科书，有效地填补了民国初期教育界的空白，自己也因此赢得了厚利，至1916年已有分支局40处，职工总计千余人。陆费逵率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竞争十多年，直到沈知方另创世界书局，才改变了两家一统教科书发行的局面。

　　陆费逵精明强干，秉性刚毅。在经营上，他惯于独揽大权，办事果断，有超人的魄力。他担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还曾兼编译所所长及发行所所长等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像他那样具备全面领导才干和高超办事能力的人才，确属罕见。他虽然掌握出版大权，但淡泊名利，在出版的图书中极少挂“总编”、“主编”名。

　　陆费逵曾说: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作为一个自许“书业”为终身职业的人，陆费逵服务出版达38年之久，获得巨大成功，但一生节俭，最大支出项目，除社交应酬、购买图书以外，早年是供两弟读书，并补助亲友子弟读书；以及赡养父母。后来又担任仲弟遗孤的教养费。在他看来，“吃得好，未必卫生，着得好，不过做衣服的奴隶，嬉游更是有害无益”。

　　在陆费逵的出版人生中，《辞海》的编纂和发行可谓一件大事。1915年秋，陆费逵即与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大字典》主编者徐元诰、编辑所长范源廉萌生了出版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的想法，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但范源廉旋即与梁启超投身讨袁运动，后任主编者也接连离任，导致工作时断时续，其编纂工作也仅限于将已经出版过的各类新旧辞书中收集词条，编成资料卡。直到1928年，方由陆费逵约请知名学者舒新城主持《辞海》编纂工作。陆费逵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性格，自1922年结识舒新城后，对其才华非常钦慕，六年间不厌其烦地相邀舒氏加盟中华书局，终得遂愿。舒新城至南京接手《辞海》后，感到“新词太少”，一些已经写好的解释没有标明出处，且没有用标点符号。于是导入英文《韦氏大辞典》的收词标准语编写方法，组织编写了两三万条新词条。1929年更将编纂室迁往杭州，招募新编辑数名扩充力量，并着手开始翻译外国百科全书的词条。新编辑们多出身有名高校，或履历辉煌，如分担外国历史地理等条目的周颂棣出身于北京大学，朱丹九曾单独编纂三百多万字的《辞通》。这时参与编辑工作的共二十来人，其中年纪最小的练习生年仅十五六。陆费逵为了解编纂工作进度，再加上筹备西湖博览会，常在沪杭之间来往。舒新城原以为三年可以完成编纂，工作开始后发现困难重重，为了方便工作，与陆费逵商议后，决定将编纂地迁址上海。1930年，舒新城转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无暇兼顾，改由沈颐兼任主编，编辑人员增至30人，《辞海》进入修订、审稿阶段。沈颐主持工作后，加强了编辑、审阅、校对力量。《辞海》审读工作采取“包干制”，按照人尽其才的原则，以所学专业更加明确分工，每个编辑负责一个门类，资料的核查工作由练习生进行，稿件整理好后再由沈颐审阅定稿。

　　经过努力，1934年《辞海》终于进入发排阶段。陆费逵为书名题字奔走于上海书法大家之间，但感到难于取舍，最后将命名任务交给日后的书法、篆刻名家，当时的《辞海》编辑邹梦禅。邹梦禅采取“以古为师”之法，从汉代《石门颂》中选封面题字，从《桐柏庙碑》中选书脊题字，经过“双钩向拓”，使题字显得非常有活力。陆费逵非常满意，而中华书局书籍的封面题字设计，也成了邹梦禅的专业工作。

　　1935年，中华书局新印刷厂在上海落成，总办事处和编辑所随之迁入，准备于年底出版《辞海》，但由于政治性词条的修改等原因，遂决定先于1936年发行上卷，1937年8月出版下卷。为了顺利发行，陆费逵、舒新城等对《辞海》中的文字使用上作了微调，但还是保留了如“一·二八之役”、“九一八之役”、“上海协定”等词汇。

　　《辞海》正文分为十二集，并配有检字表、韵目表、中外历代大事年表、中华民国行政区域表、中华民国商埠表、中外度量衡币制表，化学元素表、译文西文索引、国音常用字读音表、五笔检字法单字索引等十种新式索引，大大方便了使用者。《辞海》初版时分上下两册，考虑到购买人士的经济收入等原因，以开本、纸张区分为四个版本，定价分别为24元、20元、12元、10元不等，预约时6折收取书款，参与《辞海》工作人员可打4.8折，以示照顾。1938年8月更发行报纸本，定价6.5元。几种版本印刷总数在100万部以上，成为中国出版史上一大盛事。《辞海》出版时，陆费逵依然没有在版权页上挂主编名义，只撰写了一篇《编印缘起》放在序文之后，其内容只是介绍编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