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梁峰 许金艳
19世纪80年代，蔡锷、李烈钧、蒋百里、鲁迅……都在此时出生，一批批“80后”注定要在二十多年之后登上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在中国这个讲究资历、出身、血统的国度里，他们群星耀眼。
桐乡人陆费逵也在其中，他出生于1886年9月17日。不过陆费逵的有生之年，从未到过自己祖辈居住的家乡，他出生于父亲游幕之地陕西汉中。或许是北方彪悍的民风和灼热的黄土，让这个有着江南血脉的男人，在日后的生意场上，骁勇善战，一往无前。
在他6岁那一年，与伙伴玩耍时，他看到院子里有一架梯子。于是他顺着梯子爬上了屋顶，望着下面一脸惊恐的伙伴，他顺手拿起一片破瓦，小手一挥，写下四个大字——“大王在此”。时光之河浩浩荡荡，二十年之后，陆费逵一手缔造了一个出版王国，他的中华书局与同乡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一起，站在了民国出版界的顶峰。
自学成才
1905年夏，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汉口《楚报》发表社论《论改革当从社会始》：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风俗习惯良，而国家而立矣。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并无稀奇。可是在百多年前，出自当年的一个“80后”，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这个年轻人就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念，并将一生都奉献在教育出版事业之上，他就是陆费逵。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煮酒论英雄，将他和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并举，列为自学成才的典范，其中叶是家财万贯的五金大王，杨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大王。
陆费逵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他基本没有进过学校，全凭父母私教和自学，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他最初的教育，得益于母亲。他的母亲吴幼堂是李鸿章侄女，熟读诗书，思想开明，很懂教学原理。按辈分，她应该是张爱玲的奶奶的堂姐妹，张爱玲得喊陆费逵一声表舅。他的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等。虽说出自名门，家学渊源，但书香门第人家在乱世，也是家道中落。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正赶上清末铁锈的大门被嘎嘎推开，天风海雨，交织而来。
戊戌年夏秋之际的变法，虽凄然落寞，却也在一个血气方刚少年的心上投下浪花。
他曾自言：十三四岁时，好为高远之理想，忽欲为商，则以大富豪自命，忽欲研究文学，则以大文章家自命，突欲为美术家，突欲为教育家……
这个年轻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张爱玲笔下那些官三代的习气，取而代之则是无比的勤勉和早慧。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其实和少年时候的理想也多有不谋而合之处。
“那时随侍在南昌，有一个阅书报社开办，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时去，午后五时出来。带一点大饼馒头作午餐。初时尚有阅者二三十人，后来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员也熟了，他便将钥匙交给我，五大间的藏书，好像是我的了。这三年中，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许多。”
不进学堂，他照样自定课程、兼收并蓄。
慧眼识珠
18岁出门远行——1904年，陆费逵与友人集股1500元，在武昌横街开办了“新学界”书店，自任经理，销售的书里有《警世钟》、《革命军》等革命书籍。这些洋溢着反清反帝、宣扬民主平等思想的著述，便是当年的畅销书。
当时书店条件十分简陋，店后一间屋作经理室，办事睡觉都在这里；半间作厨房，煤灰和油烟气弥漫其中。一年之后居然盈余1000银元。正是从这家简陋的小书店起步，他显示出了一个出版人所需的眼光和胆量。
当时革命思想大盛，他便与革命党人往来，并参加了革命组织日知会，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
1905年陆费逵参与日知会所创办的《楚报》，任记者、主笔，该报以新闻、论说为主要栏目，由于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不满，后报社被封，主笔张汉杰被捕，他被通缉。得知消息当口，陆费逵鞋子也来不及穿，着一双拖鞋踏上轮船逃往上海。
他后自许“书业”为终身职业，也与那几年的经历有关。
此后几年，陆费逵屡经辗转，1906年他担任文明书局编辑，并掌管印刷发行，兼文明小学校长。后来编教科书，主持《教育杂志》和《师范讲义》。
1908年，商务印书馆高管高梦旦慧眼识才，举荐他加入商务印书馆，与同为嘉兴人的张元济相遇。那年他才22岁，年轻有为，才气纵横，先后任国文部编辑员、出版部部长等，策划并出版了《教育杂志》。
陆费逵的强项是知道该出什么书，什么书对世道有用，什么书对国家有好处。一个搞出版的天才，这才是本事。
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亲自编撰了《初等小学修身书》等各类新式教科书，这为他后来创办中华书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
时势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时势。1911年，这位非等闲之辈等来了他的机遇。
一鸣惊人
在充满新思想的陆费逵看来，守旧的张元济，终究和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分道扬镳，也只是早晚的事。
两人之间的这种矛盾，直接体现在新教科书的编撰上。1910年，全国革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商务印书馆一些有远见的人，纷纷劝张元济，让他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之后的教科书。但张元济心在保皇党一派，他肯定地认为，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也就不用冒着得罪清政府的风险去编这套教科书。
而陆费逵却恰恰相反，他坚信，革命必定会成功。所以他开始联系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筹划创办中华书局。这种信念，既来自于一位年轻天才出版家的眼光，也来自于对革命的坚持。
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陆费逵起草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刊于《申报》上，说明书局宗旨：“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不久，陆费逵“遵教育部通令”出版《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这一招，将商务印书馆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来那些印有“龙旗向日飘，皇上万万岁”的旧教科书全部被禁。
与商务印书馆一团乱麻相反，上海中华书局总部的门槛都差点被踏平了。“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
虽然陆费逵对新教科书早有准备，但是仍未成套，况且全国有两三百万的学生，印制规模也非常庞大。此后新课程标准又屡屡更新，所以中华书局内每一个人都非常忙碌。中华书局老职工吴铁声曾在文章中回忆这段时光：为了抢占市场，时间至关紧要，编辑人员往往夜以继日赶编课本，陆费逵也不时打电话询问，知道某书尚未完成，陆费逵就哈哈大笑，挂上电话。这则小事很好地反映了陆费逵在待人接物上的通达爽朗。中华书局初创时，陆费逵常与同事共起居共操作，打成一片。他对公司同人，不论公私信件，致人均称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自称弟或兄；同人致彼亦只称伯鸿先生而不称总经理，甚至因陆费逵头大，戏称他“大头先生”。
陆费逵的用度很俭省，不看戏、不到跳舞场。家中没有厨子，有时女佣人买菜，有时主妇买菜。陆费逵平时不在外面吃点心，衣服也很随便，新的衣服总在箱子里放旧了才穿。子女布衣布鞋，妹妹穿哥哥嫌小的衣服。
这种待人处事的修养，同样体现在他的事业上。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中写道：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
教育救国
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正是基于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使他感到出版人文化责任之重大。
1909年1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缩短在学年限》一文，主张缩短学生在校年限，减少课时和注重实利教育，这是我国主张新学制之始。同时，他还发表《普通教育当利用俗体字》一文，首先提倡简化汉字。
在成立中华书局之后，陆费逵距离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更近了。
1912年1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对当时我国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得到教育部长蔡元培采纳而先后施行。
后来陆费逵相继出版了其教育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教育文存》、《妇女问题杂谈》、《青年修养杂谈》等。此外，陆费逵还大力推行国语运动，最早主张推行统一的国语。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文。
除了发行新版教科书，他还印大型工具书。中华书局的《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辞海》、《古今图书集成》，都赫赫有名，一般出版社玩不起，也不想玩。陆费逵要玩就玩大的，而且出手阔绰，譬如字数达2亿的《四部备要》，他竟敢许诺，谁发现一个错字，奖赏十块大洋。
在陆费逵主持中华书局30余年的时间里，总计出版书籍达2万种之多。创办《中华教育界》、《大中华》、《中华英文周报》、《中华书局月报》、《少年中国》、《小朋友》等八大杂志。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图谋杀害著名爱国人士，陆费逵获悉，即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他在香港主持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工作多年，积极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直至1941年7月9日在九龙寓所病逝，终年56岁。（本版图片由桐乡陆费逵图书馆提供）
【人物名片】
陆费逵
1886年9月17日出生于陕西汉中。
1905年任昌明公司经理。
1906年任文明书局编辑兼文明小学校长。
1908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继兼任出版部长，并主编《教育杂志》。
1912年1月1日发起创办了中华书局。并由中华书局发行《新中华教科书》。
1917年1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1930年任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主席。
1941年7月逝世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