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中华，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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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零（北京大学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14日   14 版）

    早先的中华书局在灯市口，跟商务印书馆一个楼。这座看似普通的老建筑，在我心中是个古迹，不，也许该叫圣地。

    小时候，坐103路无轨电车，每次去王府井，打它门口过，我都觉得神秘莫测，想不到啊想不到，多少年后，我竟成了它的常客。

    这叫“一眼定终身”。

    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都得跟书打交道。

    中国的出版社，谁最牛？中华、三联、商务……各有千秋。它们都了不起。但我跟谁结缘最早，缘分最深，当然是中华书局。

    我是中华的老读者，也是它的老作者。

    中华出古书，从未间断，即使“文革”时期，也未间断。出版物的数量，蔚为壮观。中华文脉，赖此而传，谁说中国文化断裂了？

    古书之用可谓大矣，一可安神健脑，二可消愁解闷，三可去怨戾，防止自杀或杀人。鲁迅说它有麻醉性，没错。我最苦闷的时候，深有体会。

    我在中华出过不少东西。书，前后有十种：自己写的七种（两种重复），参与写或整理的三种。文章，发在《文史》、《古文字研究》等刊物，算下来，也十来篇。1979年，我最早的学术论文，就是发在《文史》上。我的处女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也是1985年由中华出版。

    中华是个百年老店，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因为正好凑够了100年。这可是个品牌呀，出版界的金字招牌。我希望大家都能像我，心疼这个品牌，爱护这个品牌。

    过去，中华给我的印象是，它门槛太高。老一代的作者和编辑，那都什么人物？当年有人说，《文史》上发篇文章，就该提副教授。那时的副教授，凤毛麟角，多金贵呀。哪像现在，要是出本书，更别提了，眼巴巴一等多少年，十年都不算长。我在中华吃过苦，怅恨久之，但时过境迁，今已释然。

    毕竟是中华造就了我。

    想起老字号，我就想起老饭馆。北京的老饭馆，百年老店算什么？什么八大楼、八大居呀，哪个不是老寿星。全聚德，137年，长不长？不长。柳泉居，400来年。便宜坊，600多岁。

    人家卖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看家菜。

    当时，饭馆少，胃口好，老字号，地位高，人家是这么经营。

    现如今，老字号有点衰落，原因是饭馆太多。人家年轻人，吃香喝辣，全都换口啦。新饭馆，路子正好拧着，什么特色，一边去吧。菜单在这儿，您就点吧，川湘粤咱们都有，只要您来了，什么都有。他们做的是“通菜”，你有我有全都有。

    形势逼人，形势喜人。老饭馆怎么办？一是改门面，豪华装修。二是提高价码，莜面当海鲜卖。老字号，倚老卖老，主要是这么卖。

    商品大潮，红尘滚滚，所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都被开发，我们这些待在学校里的人，跟大家一样，都爱说一句话：先要求生存，才能谈发展。

    结果怎么样？你在生存中求发展，生存永远压倒一切。

    活着就得了。

    没钱的时候，被穷压着；有钱的时候，被钱压着。大家如飞蛾扑火，除了奔钱，谁也不知朝哪儿发展。

    出版界的局面，其实跟饭馆差不多。

    中华书局，过去的分工是什么？是古籍整理。特色是什么？是出整理本。古书，不是拿过来，影印一下，完事，而是慢工细活，拿得稳，站得住，再过多少年，我自岿然不动。只要爱这行的，干这行的，大家都得读，绝对绕不过去。

    中华的老书，不是我夸，确实如此。

    它和商务不同。商务的特色，过去是西洋古典（19世纪以前的书，以后是内部书，现在的卖点是字典辞书），那也是做一本是一本，响当当、硬梆梆。中华做中国古典，古是咱们的古。

    它和三联也不同。三联，过去是左翼书店，接近大众，接近生活，追求新知识，别提多时尚（现在相反，右才是时尚）。中华做古典，古典是陈年老酿，日久生香。三联出的《今日美国》，小时候我读过，没两天，就成了《昨日美国》。中华不必走这条路。

    我说的“各有千秋”，是生态多样性。别听广告上吆喝，蝎子可以发财，大家就全养蝎子。干嘛非得这么一窝蜂！

    但话说回来，大势所趋，咱们哪行哪业又不是这样？领导不上心还好点儿，越是加大投入，加大力度，越是如此。

    这些年，为了求生存，大家做过很多尝试。我不是致富能手。这方面的事，我就别插嘴了。为了振兴中华，这里说一点希望：

    （一）继续出版好的整理本。我理想的整理本是什么样？一要理清版本的谱系，选出典型版本，汰除次生版本；二要简化校勘，只以典型版本作底本和参校本，保持底本原貌，不必把所有异文列出来，平行参校，越校越乱，哪个本子都不是；三要利用出土古本（简帛本和敦煌本）和古书引文；四要附佚文。比如我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就是尝试。

    （二）要重视出土文献的研究。今天，研究传世古书，已经离不开出土文献的研究，两者互相发明，彼此受益无穷。比如我在三联出的《我们的经典》，四本书，每本都得益于出土文本。目前，研究出土文献，作文字的往往死抠文字，作思想的往往流于空疏，如何打通二者，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当年，洪业他们编《燕京引得》，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剪辑本，真是千辛万苦。中华书局出过《古佚书辑本目录》，很有用。现在的古书，有各种电子本，方便多了。我希望有人能把辑佚的工作组织一下，推动一下，真的做一部辑佚大全，取代过去所有的辑本。当然，这事不容易。

    （四）古书不仅属于学者，也属于大众。现在出版社都重普及。一般看法，普及就是面向市场，大学者纡尊降贵，白开水里放点糖，娱乐大众，好像逗小孩。我不这么看。群众是谁？我自己就是群众。在我看来，普及是最高境界，不是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深入才能浅出，没有深入的浅出，那叫忽悠群众。我理解的普及可不是这个样。

    我在中华出过本《兵以诈立》，据说是普及读物，教育部还发了普及奖。

    这书是我在北大的讲课记录，印过不少回。有人说，印数大就是普及读物。但什么叫学术性，什么叫普及性，我在北大讲课，根本没想过。

    没有普及性的学术，我可以理解。没有学术性的普及，我不明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终极的道理，不好讲。有人以为，学术性就是看不懂，懂就俗了，道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道，我不同意。

    我想，说不清，道不明，那是自己没本事。我笨，一时半会儿理不清，说不透，咱们分几步走，一步步朝明白靠拢。书越写越薄，越写越白，那才叫本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中华过生日，大喜的日子，值得庆贺。

    我写过贺辞：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古书常读常新。

    我理解，“为学”也好，“为道”也好，都是为了把道理讲明白。第一是让自己明白，第二是帮读者明白。先要繁，后要简。

    老子讲损益，八个字，多简单。人家这话，那才叫深刻。

    2011年11月1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