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 翻过一个世纪(组图)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左起：魏连科（中华书局编辑）、唐长孺（武汉大学教授）、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亦君

1912年1月1日，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同一天，中华书局在上海诞生了。就整个近代出版业对近代文化思想和教育事业的贡献来说，除商务印书馆外，非中华书局莫属，两大书业犹如两颗耀眼的明星，共同谱写了中国近代精神产品的乐章。

壹 改革教科书

我国的近代出版业与上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是内地民营出版机构设立之始，上海也是最早采用铅字、蒸汽机印刷的地方。清末，新思潮激荡，对文化传播的需求成为近代民营出版业崛起的诱因，1897年，由上海青浦县人夏瑞芳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成立了，逐渐成为一家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身的大规模出版集团，随之引起了民营出版业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1886年―1941年），祖籍浙江桐乡。幼时研读经史各籍，稍长遍读新书新报，参加过日知会的革命活动，担任《楚报》主笔时，因著文反对粤汉路借款密约，该报被查封，1905年底陆费逵逃到上海。1908年他进商务印书馆，初为国文部编辑员，继任出版部部长。

武昌起义前后，陆费逵即“预料革命定必成功，教科书应有大的改革”，于是同戴克敦、陈寅等秘密编辑合乎共和体制的教科书，预作准备。之所以要秘密，一是由于新编教科书内容是反封建、反清的，陆费逵原是日知会中人，如为外界知道，恐有性命之虞；二是，其时陆费逵还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照例不能另行经营出版。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颁布施行，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2月23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中华书局宣言书》，其中明确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在陆费逵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及时跟上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变革的步伐，中华书局也开始了百年发家史。

这一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自1912年2月一出便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书局开业首日，仅售码洋5元；到了年底，营业额就超过20万元。

贰 落成总厂房

1916年编印的《中华书局五年概况》中，将中华书局开办以来分为3个时期：“最初两年为草创时期，资本薄弱，规模狭小，虽营业发达，余利尚丰，然无成绩可观；其后两年为培植根本时期，资本稍大，规模略具，然资本大部用于建筑房屋、添置器械，而屋未竣工，器未全到，尚不能得其用。今后可进于第三期――发展时期矣。”

1916年却是中华书局历史上值得炫耀的一年。6月，位于哈同花园西首的静安寺路192号（今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占地43亩的总厂新屋落成；8月，位于四马路棋盘街转角（今河南路福州路口）、南邻商务印书馆的5层、共百余间的总店新厦落成。总厂设编辑、事务、印刷3所，总店设总公司、上海店，人员计有编辑员百余、办事员八百余、职工二千余人。这一年，分店已增至40处，出版新书366种、1263册。用陆费逵的话来概括，“新制、新式教科书之优良，八大杂志之风行，《中华大字典》之为空前良著，洵可谓盛极一时矣！”

191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营业额超过100万元，以当时的物价计算，这个数字相当可观，陆费逵也发出“彼时为膨胀最盛之时代矣”的感叹，但他紧接着的一句话是：“不幸在最盛之时代，演出绝大之恐慌。”这“绝大之恐慌”，便是中华书局历史上著名的“民（国）六（年）危机”。盛极一时与几至停业，这两个极端竟然是差不多同时到来的。

叁 度过恐慌期

在《中华书局五年概况》中，书局领导者已意识到危机已经迫近。“营业总额近110余万元，较之上年减少三成。……两年来购地建屋及添置机械、扩充编辑等费至80余万元，尚未取得完全的收益。原有资本仅100万元，故吸收存款连应付利息达120万，财政状况极为不佳。”

由于资金周转困难，1917年2月，陆费逵引以为豪的“八大杂志”，除《中华教育界》外均停刊。自成立后，中华书局与主要竞争对手商务印书馆或联合或合并的议论就没停息，从3月至5月间，双方再次洽谈没有结果，迅即中华书局出现存户提取存款风潮，数日内就达八九万元。

6月16日，中华书局召开第七次股东会，寻求救济办法。陆费逵在报告中指出：“经济困难已达极点，现已不能支持。果属何故?虽因蜚语四起，存款纷提，而办理不善，措置不当，实无可辞。”14年后他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更是详细分析了原因：“第一由于预算不精密，而此不精密之预算，复因内战而减少收入，因欧战而增加支出。二由于同业竞争猛烈，售价几不敷成本。三则副局长某君个人破产，公私均受其累。”

为摆脱困境，渡过难关，6月25日董事会决定全部财产由《申报》老板史量才等人组织的新华公司承租经营。10月，曾是民国首任国务总理、1914年至1919年间担任中华书局董事的唐绍仪等人，与债权人议定存款分年摊还办法。这是确保中华书局走出困境的根本之举，大存户宋曜如（宋子文和宋氏三姐妹之父、著名实业家）带头签订了协约。十余年后，陆费逵深情地回忆道：宋曜如先生“公正刚直，情理兼顾，民六恐慌之时，公为股东，又为大存户，首与公司订分年摊还之约，且责起诉者曰："吾人当明是非，当与公司当局者共谋维持之方，若冒昧破坏，损失恐更大。"且不时惠顾，勖以努力恢复……”

尽管4个多月后新华公司要求废除承租草约，将全部财产交还，但由于债权人不再逼迫马上归还股本，中华书局逃过了一劫。

“民六危机”一直持续了3年多，1918年7月，常州巨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绅士商，组成专为集资贷款给中华书局造货周转而成立的维华银团，正式签订了3年期贷款造货合同，最终方助中华书局走出困境。

肆 明确新定位

自创办至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908种，主要包括教育、文学、语言、历史、地理、哲学、宗教、艺术等，兼及理、工、农、医各个学科，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为传播科学文化、推动现代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书籍的出版，至今仍为学界称道。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过一段现在看来颇有些“茫然”的几年。

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初定中华书局以出版医药卫生及农业书为主要专业方向。但一年后，又改以外文、苏联介绍及农业为专业方向，1952年1月1日，编辑所移设北京。

1954年实行全面公私合营后，中华书局有限股份总公司从上海迁往北京，与财政经济出版社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分别以两家名义出版财经、农业、文史、俄语等类书籍。

这种状况持续了近3年，到了1956年12月，情况又有变化。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文化部党组准备加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工作，按其原有传统独立经营，担负某些学术性书稿和工具书的出版任务。次年3月，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57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齐燕铭向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呈送了一份报告，阐述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简明扼要地列出了这个小组成立后的主要工作，而“小组的日常工作，依托于出版古籍为专业方向的中华书局负责”。这一报告很快得到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批准，齐燕铭亲自担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

正是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终于有了明确的定位：以整理出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及相关学术著作、通俗读物为主的专业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也改组为两个编辑所：一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专事修订中华书局旧版《辞海》；一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组成），直至1977年底独立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伍 走进新时代

中华书局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历经20年、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学者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这项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广泛的工程，被公认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现代典范。中华书局在这其中功勋卓著，而其发端，还源于对中国古代典籍有着极大爱好的毛泽东。

这还得从新中国成立初说起。在1953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面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要他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的范文澜组织点校《资治通鉴》出版。1958年7月，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同年10月，经吴晗、齐燕铭、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等共同商量讨论，由吴晗、范文澜具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函。函中除了通报已有约稿的《史记》“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外，又首次提出了“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的回复很简洁：“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从1958年下半年起，这项自清乾隆校刻武英殿本以来200年间二十四史的最大规模整理工作开始了。在前四史中，《史记》由顾颉刚点校，贺次君参与点校，宋云彬做全面加工，1959年9月出版；《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傅东华整理加工并撰写校勘记，1962年出版；《后汉书》由宋云彬点校，孙毓棠审定，1965年5月出版；《三国志》由陈乃乾点校，1959年12月出版。到1978年春最后一种《宋史》出版，全部点校出版工作终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