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崛起而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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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3日     成都商报电子版
■张丰

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坚持做上一百年，就足以称得上伟大。

1912年，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找了一拨人出来单干，创办了中华书局，以和商务印书馆竞争。“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融合国粹欧化”，至今百年。有意思的是，作为竞争对手，创办初期，两者在上海的“四马路”隔街相望，而新中国成立后，又一度长期同楼办公。商务印书馆一直在译介西学方面独占鳌头，而以教科书起家的中华书局最后则专心于整理古籍，百年的竞争，中古现代出版业的“双子星”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让人放心的养分。

这种竞争，不是典型的商业竞争。今人的“出版商”一词，用来形容他们，显得渺小而失当。这种竞争，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留下让人敬佩的品格，比如老老实实印上每一版的“印数”，附上一张“勘误”；比如不以书的销量而以书的价值作为考量，所以你常常发现一本书他们只印了3000册，但却在几十年里印了十几次，不断修正，成为一种权威的版本。

缔造这种品格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编辑。马克斯·韦伯把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命运分为两种，“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下，中华书局这种百年出版社的编辑走的却是“政治”与“学术”外的第三种道路。他们有自己的历史承担和价值追求，他们有“学术”的能力，但却一直为别人的学术，甘愿站在后台。对他们来说，编辑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向。

编辑作为职业，是一个寂寞的行当。即使能够一纸风行天下，光环也多聚焦于作者身上，创造的美名也与编辑无缘。当下的中国出版界，可称得上一片繁华，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就业队伍可称得上庞大，但是能像老一辈出版人那样耐得住寂寞的，却又寥寥，这个行业的流动性可作为明证。

编辑作为志向，却又让人无限神往。当年陆费逵从商务印书馆出来单干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辛亥革命后应该有一套适应“共和”的教材，来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过于保守，无法实现他的志向。在民族落难之时，“为中华崛起而印书”，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成为老一辈出版家一生的践行。如今回首中华书局百年，曾经的苦难，显得多么美丽。

当编辑成为一种志向，出版就不会成为简单的商业。好的出版社并不一味迎合读者，而是创造读者。在你我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华书局经百年而沉淀下来的文化血液。她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变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