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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屠晨昕
115岁的商务印书馆,100岁的中华书局, 80岁的三联书店。
这一百年,因为三家出版巨头的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汲取着营养,走过战火,也走过心灵的困顿。
在时代的风云突变中,出版界的前辈历经艰难,却依旧有不肯更改的坚持。
当往事被后辈重新诉说,虽然尽是大开大合,可百年来对每一代人的影响,又总是是悄然而至,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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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岁中华书局
戴燕:在走廊里,我经常会遇到大牌学者
原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文史学家戴燕,向记者回顾起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华书局工作时,所体验到不同于寻常出版社的文化氛围。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基本上是个商业化运作的公司,《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学术书籍,其实只是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当时大量出版教科书,其印刷厂同时还在印钞票。”戴燕告诉记者,解放后,中华书局从上海迁到北京,成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在保存整理古籍、传承传统文化精髓方面,中华书局功不可没。戴燕说,因为有国家统一的调配管理,全国学术界最好的专家都能被集中起来,进行一些重大的图书文献整理出版项目。“北大甚至为了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事业,专门开设了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定向培养,输送人才。”
“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工程中,全国数十位专家都是吃住在中华书局,夜以继日地共同完成工作。上世纪80年代,在走廊里,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如雷贯耳的大牌学者。”
戴燕说,在中华书局,任何书的出版都要经过三审,95%的编辑都是北大毕业的,“放在今天的出版界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严谨、认真、谦逊的精神与品格,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中华书局的编辑们,这里出现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学者型编辑,比如周振甫、杨伯峻、赵守俨、傅璇琮等等。
周振甫先生去世前,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主持人问他“您有那么大的学问,但始终没有做过一个职业学者,不觉得很遗憾吗?”他淡淡说了一句:“中华书局给我编审这个职称,就足够了。”戴燕说,“你瞧,一位大学者,甘当中华书局的一个编审,是不是足以说明中华书局的地位与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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