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中华”百年基业的声名不能辱——专访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

《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0期 主笔：李菁

1987年，25岁的李岩被分配至中华书局工作。从编辑岗位，直至2007年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中华书局走过艰难，在业界和社会上重新赢得了认可与尊重。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

再出发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初是怎么和中华书局工作“结缘”的？你刚到中华书局时，它在出版界和学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岩：我当年从东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华”，我的专业是隋唐历史文献。毕业时最初的梦想，一是到国家图书馆，一是到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也接受了我——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看书方便。但是比较之下，还是觉得中华书局在学界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带有学术意味的出版机构，而且这里有很多前辈，他们既是著名的编辑，又是著名的学者，我想到这里可以和他们有一些深度的交往。
　　我加人中华书局之后也确实没有失望。其实我最初对自己的人生设计也是这样：做一个学者型的编辑。那时候，一个编辑的角色就是半个学者。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发现，建国后，中华书局对很多经典古籍的整理工作都是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过问下进行的。这种特殊地位对“中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李岩：从1958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华书局的发展带有那个时代计划经济的特征：国家会规定出书范围，会给书局制订规划，另外，国家最高领导人非常重视文治和修史。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他直接指导了我们具体的选题和出版工作，包括他当时提出整理“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后来吴晗将其拓展到“二十四史”；到“文革”后期又加了《清史稿》——这个工程到现在为止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古籍出版工程。正因为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的贯彻，所以当时才可能在全国用红头文件调动了100多位专家到中华书局工作，这是现在不会再出现的现象，它有国家意志在里面，从而间接地提升了中华书局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出版的整个计划性特征越来越少。应该说从大的背景上来说，“中华”和其他出版社一样面临一些走上市场的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任领导都在做一些探讨、实践与尝试，有的成功，有的遗憾地不成功。
　　三联生活周刊：众所周知，中华书局在90年代曾一度跌入低谷，最低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李岩：最低点时期我们是负债经营，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我们账上资金很少，主要靠银行贷款，但在那种情况下，银行又在同等利息上追加30%的利息，让我们更是雪上加霜。
　　那时候业界对中华书局的现状也有许多微词和不理解。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承担古籍规划任务的只有三家，包括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及人民文学古典文学编辑室，我们同时又是全国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有它的特殊性。“文革”后，即1978至1980年前后，各个地方人民出版社里相关文史编辑室分出来成立了古籍出版社，这样全国才有18家，中华书局曾是他们的旗帜。经营上遇到困难时，我们在学界也遭遇到了“信任危机”。
　　三联生活周刊：回过头看，怎么理解中华书局当时遭遇到的困境？
　　李岩：回过头看，主要原因是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影响到了企业发展，客观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出版实践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一个出版企业想要尽快地做大产业规模，这和采取什么路径有关，比如有的走的是差异化战略——我后来比较信服“差异化”：就是强调你的出版个性，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你的独特的品牌价值与核心竞争能力。

中华书局总编辑 徐俊

翻身仗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分析中华书局的文章，都把2003年视作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理解？
　　李岩：之所以说是转折点，应该是中国出版集团在2002年组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并调整了我们的人员组织结构，新的领导班子由此产生。我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政和主张，最主要工作是稳定军心、稳定大局。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候领导层对中华书局的整体战略进行了哪些调整？
　　李岩：第一个举措是在北大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北大学者袁行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守正出新”的口号，现在是我们的局训。应该说，从北大开始，我们做的还是利用我们旧有的资源。很多业界人士都知道，以“中华”这么多年的出书品种为依靠，它是不会倒下去的，业内人士也都说“你们‘中华’努努力，把库底再挖一挖就可以翻身了”。我们找了多年没有印的书让北大的教授出主意，这些举措就是使大家看到“中华”在恢复传统。
　　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求最大，但求唯一”，要做出出版业的独特性，强调提升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凸显我们的品牌。在内部，也提出“集中做减法”，就是将原有的14个板块缩减为4个板块。以前的摊子太大了，而且每条产品线都需要很多人力，这样人力、资源、财力都不能满足。我说做了减法以后再做加法、乘法，战略方针明晰了以后逐渐开始机构调整。
　　当时也有一些老学者向我们建议，寻求国家支持。过去计划体制是这样，但现在我们不能再走这样的路了，我们要走向市场。所以我们当时成立的第一个部门是市场部，后来内部搞编辑的特区，2004年3月份成立了3个工作室，慢慢发展成了编辑室和分社，逐渐发展起来，到同年10月份，地坛书市上开始出现转机，就是我们的《正说清朝十二帝》。
　　三联生活周刊：《正说清朝十二帝》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李岩：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出版非常偶然，其实当时我们都没有看到后面的“国学热”，是我们分社社长宋志军——他当时是一个工作室负责人，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的讲座，那时候叫“清宫十二朝疑案”，他觉得很不错，于是便主动联系了阎崇年。当然最后书名是我来确定的，叫“正说”——就是为了和当时电视里流行播放的“戏说”乾隆、纪晓岚等作品相区别。对于中华书局来讲，我们还是要“正说”，要严肃的历史著作，不过虽然说是“正说”，但最终做出来还是通俗类，让大家都认可，走的是这样一个路径。
　　三联生活周刊：阎崇年的书从市场收到良好的反馈后，你们开始看到商机，所以后来才有了于丹、马未都等人的书？
　　李岩：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阎崇年的那本书我们最初首印只有5000册，只是尝试一下。没想到在“十一”的地坛书市上，短短5天内就发完了，我们在节后才补印上去。我们接着做了一系列的“正说历史”书系，就是正说汉朝、唐朝、宋朝、元明等，做了一些规划，约了一批相对年轻的作者做了12本书，这12本书形成了一定的出版规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于是，在传统历史化普及方面，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三联生活周刊：从经济指标上讲，中华书局何时打赢了“翻身仗”？
　　李岩：正是由于“正说”图书系列的热销，给我们带来了信心，也使业界开始更多关注“中华”。实际上到2004年8月份，我们的财务负责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李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月开始我们的现金流变成正的了。”那时候我真的很激动。
　　2004和2005年，中华书局开始出现了转机，一是学界对我们认可，二是我们的发货量首次突破了1亿码洋。那一年《图书商报》做了一个出版业的经济实力排名，“中华”也在那次排名中进入了前列。当然我们现在依然在走适度的多元化拓展，但这个多元化在我们内部叫同心多元化。
　　值得一说的是，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我们应担负的神圣使命和文化责任。曾经有一段时间学者不来找我们，我们也不敢出那样的书了，后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所以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在我们看来肯定不可能赚钱，但是“中华”在传统历史意义上应该出版的书。那时候国家出版基金还没有健全，古籍补贴项目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大，做这些书，客观而言，也是比较艰难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颉刚全集》。2004年，顾颉刚的女儿顾潮马上要去南京和一家出版社签约，走之前她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请示她父亲的书能否出版的问题。那时候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知道是要赔钱的，20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但我们还是出版了，这是为了我们的品牌。我们跟顾先生也有特殊的渊源，“二十四史”是他主持点校的。巧的是，后来顾潮在整理父亲日记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我的书悉交中华书局出版。”他女儿把这段话拿给我们看时我们真的很感慨，这是顾先生的遗愿，这在学界也已经成为一段佳话。

“国学热”

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的热销带动了2006年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将“国学热”推向了一个高潮，中华书局在这股热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回到当时，你们意识到后来的连锁效应吗？
　　李岩：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是谋求发展，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事后再总结，“中华”在某种情况下引领了当时的出版风尚，但在最初我们没有这么强的出版意识。于丹跟我们的合作更是“名正言顺”，因为她父亲就是我们“中华”的老领导，有一些特殊的渊源。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学者认为于丹的书里有不少硬伤，你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一些争议？
　　李岩：有一部分学者有，但大部分学者都是认可的。我们和一些学者深度交往的时候，他们也会问：你们出这个书会不会对你们有一些影响？我说我们会保证文字质量，内容没有问题，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编辑加工。另外“中华”也要生存发展，大多数学者对此是可以理解的。像已经过世的金开诚，我们陪于丹到他家里，他紧握着于丹的手不放说：“你做了一件我们都做不到的事。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我的书卖5000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论语》，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你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出版倪萍《姥姥语录》是什么考虑？
　　李岩：我和倪萍是在一个会上认识的，非常偶然。后来是倪萍主动给我发短信说：你把于丹的书出得那么好，能不能把我的书也出了？这样才接触的。这种出版要看内容：如果她写的是演艺界的事情我们就要慎重考虑，但她写的是中国民间的智慧，写得很朴实，感情也很真挚，这样的书“中华”应该出。我们不是一味单纯地迎合市场，我觉得这种中国古代朴实的民间智慧严格说也是我们的选题范围，我们把这叫拓展。
　　三联生活周刊：以往提到中华书局的出版物，都是与“专业”、“小众”或“文化精英”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中华书局走的是历史与市场结合的路，将目标读者的范围大大拓宽了，这在商业上固然很成功，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大众”、“通俗”之路，会对“中华”的品牌有一些负面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岩：我们过去的口号是“弘扬传统，服务学术”，现在加了一句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服务学术”是我们最根本的，但学术反过来也要服务大众，也要向大众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点上我们走的路是由高端变为中端，但低端的我们没有做。
　　我们过去出版的书有着鲜明的计划经济体制特点：我们要写上读者对象，诸如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它面对的对象是比较窄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了拓展，但这个拓展我们也是有目的、有层次来推进的，并不是盲目扩大。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产品的梯次开发，跨度并不是很大。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围棋类的书我们也出过，但我们并没有更多地出；我们出了《当湖十局》，这是一个棋谱，中国棋院原院长陈祖德整理的，后来我们也出版了陈祖德的传记《穿越生命》。相声类我们也出，但这需要一定的态度。比如郭德纲刚出名的时候，编辑们也会问我他的书我们能不能出。我们的定位很清楚：先不出，如果出就先出侯宝林的书，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要先从相声的源头开始做起。在读者认可中华书局相声的出版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再考虑郭德纲，这也是对他的一个观察时间，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百年基业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的计划时期，国家为每个出版社指定了出版范围。现在这种传统领域都被打破了，对中华书局来说，挑战多还是机遇更多？
李岩：还是挑战多一些吧。我们还是沿着我们的路径走，这是近百年出版实践证明的，要做你最擅长的事情。以往我们最擅长的是古籍，现在很多出版社也在出古籍，对我们也形成一定的挑战。但是他们专业的编辑队伍是欠缺的，我们有庞大的编辑队伍，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信心作为行业的领头人，我们是传统古籍出版的重镇，这点中华书局是可以坚守住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中华书局如何保住这个“传统文化出版重镇”的地位？
李岩：我们有一支稳定的专做古籍的编辑和校对队伍，我们给他们的待遇是很优厚的，他们也没有更多的经营指标压力，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安心做这样的工作。现在是有很多出版社也想做古籍，但是苦于没有人力，他们做过之后也要找我们校对，有时候他们的书出来后，还要特别提到这本书经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校对或审核，这就是“中华”形成的品牌，我是很自豪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中华书局早已解决了生存问题，那么下一步该如何重新给自己定位？以往的中华书局出了很多经典之作，现在的中华书局会给未来留下什么样的经典作品？
李岩：典籍是要接着出的。我们现在是双重定位：一个是我们面对市场冲击做的努力；还有一个是新技术的发展，大量的数字出版，或者是手机、视频等终端阅读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将自己重新定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这个定位也在不断调整。最初我们是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读本，现在我们的定位放宽到有关传统文化内容的范围上。
　　这里也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坚持出版在高校研究艰深学问的一部分学者和他们的著作，这样的著作我们肯定是要赔钱的，全国的读者也就几百人，太小众了，但是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学问需要有人知道、有人传承，这是“中华”的使命担当。另一主线是做文化普及，要把一般的读者需要的文化知识传播给他们。我们现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有两个分社在做，一个是基础图书分社，做传统的注释，如做《论语》选注、《论语》白话本、“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生活经典”、“古代养生经典”等文本类普及；还有一类是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主要由大众读物分社承担，像于丹、马未都和阎崇年的书，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一个体味后，用自己的语言、心得去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再普及，读者面更广，应该收效也比较好。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们领导团队对中华书局的核心竞争力是如何界定的？
李岩：我的界定是：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读本。一方面我们坚持传统古籍学术的出版，另一方面在大众历史普及读物上我们要形成品牌，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系列《一本书读懂中国史》，其实这是很市场化的书名，一本书怎么可能会读懂？学者会不看好，但是读者很有兴趣，我们请的是业内能够撰写这类内容最主要的学者。
三联生活周刊：中华书局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那么它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李岩：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们在做百年展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中华”走过100年，它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还是想用我们创始人陆费逵的话来总结比较好。陆先生是一位非常有眼光的出版家，他说过这句话：“坚守，执著，专一，强毅。”这句话，我想还是坚守和执著，沿着你的出版方向走。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商务”、“中华”、“三联”这三家出版企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一种民间姿态来承担一个民族文化积累和传承的职责。我觉得中华书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和民族精神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曾经写给我们一句话：“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有功焉。”这个评价非常高，在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上，我们以一个出版单位的坚守和努力实现了我们的理想——或者说人文理想，或者说是出版情怀。
　　我到中华书局工作已经25年，作为一个企业的主事者，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在日常经营上，我还是比较自信和从容的。但从另一方面，坦率地说，我内心经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有时候我特别怕哪个读者对我们的图书提出异议、错误及明显的硬伤，因为“中华”的品牌是几代“中华”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百年基业的声名绝不能被我们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