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整理“国史”——“二十四史”点校记

《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10期 主笔：李菁

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是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整理工作从1958到1978年，经历了20年，“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左起：魏连科、唐长孺、白寿彝

启动

1958年2月9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古籍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齐燕铭本人亲任小组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叶圣陶、何其芳、吴晗、陈寅恪、张元济、陈垣、范文澜、郑振铎、冯友兰、翦伯赞等共8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研究领域的全部顶级学者专家。
　　在成立大会上，确定了古籍整理的6个重点，其中包括“二十四史”。像《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一样，“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出面促成的。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于是9月13日，范文澜、吴晗组织邀约了尹达、侯外庐、金灿然等人，一起商讨此事。
　　范文澜的助手、历史学家蔡美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负责做会议记录。据他回忆，除了商定“前四史”点校的具体分工和方案外，会议还提出“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份会议记录经由吴晗修改后汇报给毛泽东。不久收到毛泽东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于是“前四史”扩大为“二十四史”。在中华书局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点校工作也随即启动。
　　这一浩大工程的起点，当然从《史记》开始。此前，顾颉刚已完成了对《史记》的点校。“因为是顾先生着手在先，所以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顾颉刚《史记》标点本进行体例上的改造。”徐俊介绍。
　　这个重要的任务，是由宋云彬完成的。宋云彬也是老一代出版人，1951年，任浙江任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因为带头反对迁移西湖边的名人墓，1957年，他成为第一批右派。后来被一心渴求人才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调到北京。
　　《史记》点校基本由宋云彬重做一遍。那时要在第二年国庆把《史记》赶出来，他每天晚上都要超负荷工作到深夜。“他当时的身份还是右派，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在广播中听到第一批摘帽右派的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内心极度沮丧失望，但仍要继续一次次写思想汇报，拼命在灵魂深处检讨自己。有一次参加完中华书局‘十月人民公社’的大炼钢铁运动，宋云彬还在日记里写，要用炼钢精神来标点《史记》。”每每看宋云彬的日记，徐俊说他都充满了伤感与辛酸。
　　1959年4月，宋云彬完成全部《史记》校点，9月如期出版。“原来是赶在1959年10月1日前把‘前四史’出齐，可是最终只出了《史记》一种。那时候想得很简单，以为一人分上几卷就可以了，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徐俊说。
　　据蔡美彪回忆，吴晗当年在传达毛泽东关于标点“前四史”的指示时曾提到，毛泽东对他说，送给他的《资治通鉴》精装本“像是块砖头”，“我要在床上看书，得练习举重”（大意），所以会议记录写入“书籍装帧，力求简便”。所以《史记》校样出来后，金灿然给主席写报告说：“按您的指示，出单行薄本的形式。”这也是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最后都采用平装分册出版的原因。

赵守俨

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的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等专家合影

黄金岁月

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与体例，除了《史记》，早期点校的其他三史各行其是，很不统一，中华书局毅然决定重新拟定标准，以使“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
　　这样一来，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工作进展程度也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很多专家分散在外地院校，工作时常被本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所打断。金灿然与齐燕铭于是打报告给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要求把承担点校的一些学者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此议得到了周扬的大力支持。
　　于是，从1963年秋冬起，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陆续调入北京。其中包括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武汉大学的唐长孺、中山大学的刘节等。这些从外地来的学者，大部分都集中到了翠微路2号院。这里一度成了新中国几十年来顶尖历史学家的所在地。“这些学术权威，政治上有的比较顺，有的正遭受冲”，徐俊说，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陈寅恪的弟子，档案里对他的政治评价是“一贯反动”——1967年底，当一群造反派要抬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时，正是这位“一贯反动”的弟子，挺身而出替体弱多病的导师挨批。
　　那时的政治气氛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政治身份各不相同，但在翠微路的小院里，他们至少享受学术上的平等与尊重。徐俊说，中华书局专门为他们配了一位秘书，专门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
　　1963至1966年，这一段堪称点校工作的“黄金岁月”。很多历史学家后来都写文章回忆过这难得宁静与温馨的一段时光。“这时候，各史都由个人负责，不再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而过去以那种方法搞出来的初稿，也都重新做过。”赵守俨回忆，这一时期的工作进展得比较正常，完成了《晋书》的点校和部分发稿，《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和《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的史，都程度不等地做了许多工作”。
　　1966年5月22日，负责点校《金史》的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到陶然亭投湖自尽。傅乐焕是辽金史专家，因与堂叔傅斯年的关系备受冲击。傅乐焕的死，是“文革”开始前“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1967年5月的一天，中华书局收到时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戚本禹传来的意见，要求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因为原任点校工作的学者只有一部分能借调来，于是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和北京高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书局原有的工作人员，按朝代分为若干业务组。于是，当北京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时，“二十四史”的整理竟然昙花一现地恢复了工作。不过随着戚本禹的下台，整理工作只维持了几个月又再一次陷入停滞。

再启动

第二次启动，缘于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提出由上海来整理‘二十四史’。总理不同意，提出还是让中华书局来做。但是出于政治考虑，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就是由北京、上海同时承担。”
　　因为范文澜已经于1969年7月病逝，吴晗遭迫害致死。所以周恩来亲自批示“由顾颉刚总其成”。“当时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由中华书局的领导陪同去顾先生家传达要恢复点校工作的意见，请他负责——那时候顾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他们家的书全都被封上了。顾先生写了一份《整理国史计划书》，很系统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徐俊介绍说。
　　这个时候，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已经被合并为一个单位。办公地点从迁至王府井大街36号原中国文联大楼。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仍各自用原名义出书。原中华书局古代史组改称“二十四史”点校组，组长是白寿彝。被分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一批业务骨干开始调回北京。这一次，新增了《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和孙毓棠分任点校。
　　于是搁浅了数年的点校工作又开始启动。除了北京的这部分工作，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这5部由上海方面来点校，北京原来保存的有关这五史的点校稿和材料，全部提供给上海参考。体例的调整和确定仍由中华书局负责，具体编辑工作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此后，各史陆续出版，到1978年春天，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出齐。距离第一本启动，整整跨了20年。
　　标点本“二十四史”是一套丛书性的书籍，装帧设计和排版格式大体上也是一致的，书名题签也应当是一致的，“前四史”都是请郭沫若题签的。其他各史如果要五年十年才能出版，即使仍请郭沫若题签，也难免书体会发生变化。中华书局老员工俞筱尧回忆，他思考再三，找到郭沫若的学术秘书王戎笙，麻烦郭老把所有书名一次题写，书体方能保持一致。没想到郭沫若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把《晋书》以下的21部史书的书名全部写好。
　　“从整个工程说，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我们的副总编辑赵守俨，他可以说是‘二十四史’点校总负责人，从组织工作到审稿中具体问题的确定，都是由他来做的。”提起赵守俨，徐俊满是怀念与尊敬之情，“赵先生是老辅仁毕业的，他的爷爷辈就是《清史稿》的总修纂赵尔巽。赵先生出身世家，他的字写得很漂亮，人也极其儒雅。那些到中华工作的老先生，都非常怀念他。我们内部一直都说他是‘二十四史’点校的实际组织者。”
　　“如果说赵守俨先生是实际组织者，那么宋云彬是绝对的第一责辑。”徐俊说。《史记》完成之后，宋云彬又把《后汉书》点校完成。“南北朝各史，到《梁书》之前，开始都是他责任编辑。可是说到1966年之前，‘二十四史’的责任编辑里最重要的就是宋云彬。”
　　纵观这20年，每一位参加点校工作的学者，都是值得笔墨书写的大家。参与时间比较长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唐先生这样连续三次都到北京承担点校，而且北朝四史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点校最好的，学术质量是最高的，在学术界影响也特别大。著名史学家田庆余先生说，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唐长孺是继陈寅恪之后的又一个标杆。”
　　“‘二十四史’的故事太多了，比如点校《三国志》的陈乃乾，他以前在上海开过书店，对古籍版本造诣深厚，那时候叫‘南陈北赵（万里）’；还有山东大学的王仲荦，他是章太炎的弟子；当时里面最年轻的是辽宁的罗继祖，是罗振玉的孙子，家学深厚。聂崇岐去世后被调到北京来继续点《宋史》……”讲起这些典故，徐俊如数家珍。这些故事，连同这些凝结着史学大家心血的作品，也成了百年中华书局一份沉甸甸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