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百年书业：那些人，这些事

http://jb.sznews.com/html/2012-03/18/content_1967942.htm

 

 

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够持之而久远，与学者文人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各界人才，出版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书籍。图为上世纪20年代时的编辑所。   中华书局当时拥有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制设备，图为印刷用大橡皮机。

 

 

 

 

中华书局1916年设立图书馆，陆续收藏各类中西文书刊五十余万册。

 

 

 

    陆费逵

 

 

 

 

    陈寅恪

 

 

 

 

    张元济

 

 
 
焦守林
 
 
　　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够持之而久远，与学者文人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各界人才，出版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书籍。图为上世纪20年代时的编辑所。
 
 
 
　　中华书局1916年设立图书馆，陆续收藏各类中西文书刊五十余万册。
 
 
 
　　中华书局当时拥有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制设备，图为印刷用大橡皮机。
 
 
 
 
 
 
 
 
 
 
 
　　陆费逵、陈寅恪、张元济（自左至右）
 
 
　　晶报记者 焦守林

宣统三年（1911），岁在辛亥，波诡云谲。

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历史的航向已注定，但于当时而言，不得不说，中华民族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踟蹰徘徊——保皇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这般时政新局下，具象当时的教育出版，应该出何种教科书，正困扰着出版人。譬如，那些印有“龙旗向日飘，皇上万万岁”的老课本还要不要印行？是不是要提前刊行适合共和政体的的新教科书？

是年，一个名叫陆费逵的25岁青年以超人的眼光和勇气，预感到封建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于是，暗中计议策划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的教科书，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事实证明，路费逵的预感是对的，1912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

机遇亲吻了有准备的人，是日，在上海，陆费逵的中华书局应运落地生根。“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陆费逵语）。由此，有关中华书局的光荣与梦想，就这样开始了……

岁月荏苒，时间来到2012年，中华书局已走过百年，对于一个出版机构而言，百年老店，必定有着不尽的沧桑与欣喜。本月22日，中华书局将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自己的百年之业。藉此，不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华书局百年书业的那些人，这些事。

着一双拖鞋去闯上海滩

作为普罗大众，我们都知道中华书局，却未必知道著名出版家陆费逵。但溯源中华书局的起点，我们就会发现，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是：没有陆费逵，就没有中华书局。

言及陆费逵，可能需要首先要说一个小常识，就是，陆费逵并不姓“陆”，你不能叫陆先生，因为“陆费”是复姓。陆费逵从小就由其母教授经书，戊戌变法后，他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学传播运动。18岁就在武昌参与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从事革命进步事业。

1905年，陆费逵参与了日知会所创办的《楚报》，曾任记者、主笔，由于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不满，后报社被封，陆费逵被通缉。据出版史料，得知消息的时候，陆费逵鞋子也来不及穿，就穿着一双拖鞋踏上轮船逃往了上海，开始了闯荡上海滩书业的征程。而这时的上海滩书业，正蔚然成风。

清末新旧思想的激荡，促使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1882年，买办出身的徐润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这是内地民营出版机构设立的第一家书局，其后，民营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滩创办，其中以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最为傲人。据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周其厚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记载，到1906年，上海民营出版业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就有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中书局、文明书局、鸿文书局等22家，其中商务印书馆为此时毫无疑问的业界翘楚。

到上海后，陆费逵曾进文明书局工作，编辑出版国文、修身、算术等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1908年，陆费逵被高薪聘请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一开始任国文部编辑，由于才华出众，晋升为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在这段时间里，陆费逵发表了大量宣传教育救国、具有革新创见的论文，倡议学制改革、简化汉字、推广白话文、男女共学等等。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趋势越来越明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此时倾向于保守，而陆费逵预感共和政体必兴，革命成功后，肯定需要适合共和政体需要的教科书。因此，他联系戴克敦、陈寅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与2012年元旦创办中华书局。

陆费逵与张元济的对手戏

对于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在出版上的分歧，青年作家周为筠曾撰文说过这段往事。1911年初，各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陆费逵预料到满清政府必会被推翻，原来那些印有“龙旗向日飘，皇上万万岁”的老课本必定要和这个王朝一样成为过去。他找到商务当家的张元济，劝说张准备一套适用于革命之后的教科书。但张元济对大清还是充满着依恋之情。在1911年初，他还向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劻上了手折，希望能从教育入手力挽将倾的清廷大厦。

不过，关于陆费逵与张元济的这段往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曾私下问过陆费逵，说时局不稳，要不要准备一套新的教材以备不时之需，陆费逵说暂时还没那个必要。

这个版本主要是源于文史学家郑逸梅老人的《书报话旧》，书中说：“革命潮流澎湃，这时商务印书馆当局对于发行下学期的教科书大为踌躇。商务当局想到了那个被称为‘智多星’的陆费逵，于是便找他来商量办法，他却很肯定地说：‘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下学期的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毋需更动。’商务当局听了他这番话，也就决定印行旧本了。”(《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但是，对于这个版本，也有学者考证说不可信，仅是郑逸梅随口一说而已。因为，事情发生在郑逸梅写作72年前，除非能证明商务印书馆老板和陆费逵交谈时，10岁的郑先生在旁记录，并把记录带回家，否则又没有交代材料来源，就历史研究而言，郑逸梅的说法是难以采信的。

对于张元济与陆费逵的这段历史往事，哪个版本是真，现在看来，其实已不甚重要，商场如战场，终究也无伤大雅。可无论如何，张元济与陆费逵这对文化对手，深深影响了近代社会的出版格局。

回顾20世纪初的出版格局我们就会发现，中华书局成立前，商务印书馆是一家独大，国内出版界无人敢跟它叫板。但自从有了中华书局，情况大为改观。对此，陆费逵的女儿陆费铭秀曾在报章上回忆说，“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的教科书还来不及改编，而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又为新政府禁用。中华书局的新教材不但内容新颖，又能适应形势，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随着事业的发展，至“七七事变”前，中华书局分支机构有四十余处，1923年设立新加坡分局，1927年设立香港分局，抗战胜利后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在规模、营业额、利润等方面，达到了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潮流或有迂回，书业绝不掉头

“民主共和是中华书局的催生婆（周其厚语）”，当然，中华书局在出版倾向上是必然拥护共和民主的，也是必须反对封建帝制的。但是，回顾共和之初的时代大背景，我们知道，民主共和并不是一帆风顺，曾出现过复辟和倒退。

那么中华书局人在这般情势下是如何表现的呢？潮流或有迂回，书业决不掉头，中华书局人采取了不合作的姿态。譬如，袁世凯倒行逆施，大搞帝制活动，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中华书局在社会上颇具影响的《大中华》等杂志，没有像某些刊物那样将民国纪年改行洪宪纪年，而是只表“某月某日”出版，以此来表示对专制统治者的抗议。

此外，在民族大义上，老出版人的表现也是令人动容的。1916年1月，中华书局在教科书《国文》和《修身》中，有《日本》、《国耻》和《明国耻》等课文。告诫学生勿忘国耻，奋发图强。但此举却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日本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指责，“此种煽动对日恶感之教科书，不特有碍邦交，且恐将来国交上发生有害之结果”。

北洋政府外交部致函教育部，教育部查询后，希望中华书局在编写时，“措辞能稍微含蓄”。中华书局人则在答复教育部的信函中表示了毫不妥协的态度：“本书新式教科书中所叙国耻，皆系事实，并无挑拨各语”，日本公使借此寻衅大做文章，若按其要求禁止教科书的发行，“有损于本局之营业，关系尤小。使全国青年学子，从此遂忘国耻，关系实大”（《新式教科书与日本》，《中华教育界》第8卷第1期）。

1931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中华书局在东北三省的分局相继停业，损失惨重。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华书局转移到香港，并陆续在上海、武汉、昆明、成都等地设立办事处，积极组织力量印制大批中小学教科书运往大后方，为我国抗战时期的国民教育事业竭尽心力。在后方，中华书局还与十余家书店联合具文吁请撤销国民政府发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

陈寅恪，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

中华书局的成功，固然离不开陆费逵顺时势而起和经营有道，但不得不说的是，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够持之而久远，也是与学者文人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书局出书5900余种，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各界人才。知名人士如梁启超、范源濂、徐元诰、高野侯、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叶圣陶、朱自清、田汉、舒新城、张相、周宪文、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等，或受聘，或特约著述。其中以梁启超最为典型。

梁启超与中华书局渊源很深，除作者身份外，他也是中华书局早期编辑所的成员之一，还曾于1916年当选为中华书局第六届董事。梁启超一生著述集粹于《饮冰室合集》，该书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值得关注的是，1916年，为争夺《饮冰室全集》的出版权，中华书局还曾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口角相争，足以见中华书局对于梁启超的重视。为积极争取，陆费逵还特地到商务印书馆造访张元济，磋商版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更是与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关联。像陈寅恪、顾颉刚、韩儒林、余冠英、王季思、邓广铭、吴祖缃、梁方仲、吴晗、钱锺书、唐长孺、何兹全、季羡林、张政烺、启功、周一良、王仲荦、王锺翰、任继愈、饶宗颐、汤志钧等等。

在这其中，饶有意味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的一段往事。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曾在2010年的《书品》杂志上回忆过这段往事，还原了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之间的一段交往。

陈寅恪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元白诗笺证稿》，此后连续三次重版，正是以《元白诗笺证稿》的重版为契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约请陈寅恪先生将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出版，得到了陈先生的同意。从1950年代末组约《金明馆丛稿初编》开始，到1980年代“陈寅恪文集”7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出版，被认为是新中国学术出版的亮点。

对此，徐俊回忆，早在1959年8月12日，汤一介曾写信给北京中华书局哲学组，提出了将陈寅恪散见论文编辑成书的建议：“另，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报纸杂志上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中华书局欣然接受，此后与陈寅恪往来信件九封，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没能成行，成了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中华书局出版优秀知识分子书籍的执着。

“对比上海编辑所和北京中华书局在组约陈寅恪著作同一件事上的处置方式，上编所前辈的胆识与果敢足以让我们在半个世纪后仍深怀钦敬，此外，还可以看出当时京沪两地出版环境的差异。”徐俊在文中唏嘘。

不能忘却的危机

回顾百年中华书局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并不是平坦的，其中有两次比较大的危机，并最终在危机中赢得新生，从而使中华书局经受历练，更加铿锵。

第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民六危机”，1917年5月（民国六年），突然出现存户听信谣言而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风潮，造成流动资金短缺，陆费逵自称为“绝大之恐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此次危机，中华书局几近破产，陆费逵因债务问题而被警方扣押。陆费逵事后感叹说：“最困难之时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危机一直持续到1921年，中华书局才逐渐走上正轨，并稳步发展，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发展到事业顶峰。

解放后的中华书局，经历了公私合营、国营几个历史阶段，1958年，中央领导部门决定中华书局作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文献学家胡道静在《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曾回忆道，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故名思义，中华书局就搞祖国古典，商务印书馆就搞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译本)。此后，几十年来，中华书局坚守着古籍整理事业的阵地，出版了众多重头书籍，由此也确立了中华书局的出版格局和学术地位，载誉海内外。

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图书出版开始不仅要保证社会效益，同时也要追逐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在重新洗牌，面对市场，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由于投入大、周期长、读者面窄，销售时间长等因素面临窘境。中华书局在这一时期里陷入了迷惘，以至无法适应而陷入困境，生产规模日渐萎缩。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时，中华书局的经济状况已滑至最低谷。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面对困局，中华书局调整了发展方向，在恢复维护传统品牌、巩固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成立市场部，探索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开始“守正出新”。一块石头接一块石头，探索得到了回报。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讲授《论语》，受到热捧。嗅到良机，中华书局迅速组织了团队进行全程跟进，推出了《于丹〈论语〉心得》，据当时媒体记载，首发当日，即创造了中国出版界奇迹——当日销售12600册，于丹签名持续10小时，等着签售的读者甚至围着中关村图书大厦一圈。发行首月，此书销售126万册，随后一年亦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至今销售超过530万册。畅销书的成功，坚定了中华书局信心，这家百年老店又开始在市场上呼风唤雨。

一百年前，怀抱着“开启民智”理想的陆费逵先生创立了中华书局，并赢得了市场；在继承的基础上，现在的中华书局又抱着“守正出新”的理念，再度赢得市场的垂青。百年复百年，面朝未来，“下个百年，我们要再出发。”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李岩对记者满怀信心地说。

 

相关链接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以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香港中华书局

香港中华书局在1927年成立，初时名称为中华书局香港分馆；1988年改名为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并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成员之一。

台湾中华书局

台湾中华书局值得一提的出版品是翻译英文小说《飘》（《乱世佳人》）及它的续集，也曾出版过《大英百科全书》的繁体中文版，不过近年台湾中华书局已把店面关闭，只留下办公室及存书仓库。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后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