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旧传统与新视野

○顾文豪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一百年后我们重读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的这段话，仍旧感慨良多。这是百年前中国读书人的惶急宣言，也是他们文化救国的心志展现，于今观之，似乎亦是吾辈今日心中的所思所念了。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而对每个普通读书人而言，中华书局似乎是一座埠岸，只有停驻在它身边，才能心安神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百年中华书局重要图书的展示史，实则也是每个中国读书人的阅读史，而基于中华书局的出版特色，亦可说是传统的承继史与拓新史，因此对于中华书局图书的回顾，不仅是清点我们的远年家当，更是叫我们认知到对于传统的承继需要何等的毅力、诚意与新意。

新式教科书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宣言，开宗明义即讲到了教科书的重要。而中华书局于创立之初即能站稳脚跟，亦与出版新式教科书有莫大关系。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书局自行修改。”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各大书局对新《办法》措手不及，而中华书局却很快“遵教育部通令”出版了《新中华教科书》。计初等小学有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画帖五种50册，教授书三种22册；高等小学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八种33册，教授书六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二十七种50册。

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新式教科书也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四部备要》与《古今图书集成》

整理古籍，荟萃善本，历来是中国读书人的心志。中华书局亦不例外。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正式并人中华书局，随即设立聚珍仿宋部。加之彼时“整理国故”思潮弥漫知识界，中华书局遂先后出版了《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规模典籍。

以《四部备要》而言，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古籍351种，辑印11305卷，分订为2500册，聚珍仿宋活字排版，古色古香。从1922年开始，《四部备要》分5集陆续出版，前后历时十余年。

《四部备要》出版后，中华书局还在《申报》上刊出广告：“中华书局征求《四部备要》校勘，正误一字，酬银十元。”《四部备要》总字数达2亿之多，中华书局敢用十元大洋买一错字，真有当年吕不韦的气概。而且这也是一种新型的营销手段，其经营者之气度风范于此可见。与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相较，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多收必备书和常用书，更具实用性，于读书人而言更为实惠。

而《古今图书集成》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古代类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流传不广。中华书局影印时不惜工本搜求物色底本、加工修整制版等，从1934年第一批出书到1940年全部出齐，共影印了1500部，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有更大的机会为广大读者所使用。

这些大书的整理出版，实则为中华书局日后以整理传统古籍为一大特色的经营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点校本“二十四史”与《清史稿》

“二十四史”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清史稿》从努尔哈赤建国称帝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共296年历史。“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都属于“正史”系列，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1958 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接到毛主席指示后，吴晗、范文澜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它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此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完成的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其出版问世之后，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与新编诸子集成

但凡喜欢古典文学与哲学的读者都离不开这两套书。自程俊英、蒋见元二先生《诗经注析》始，下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另自《四书章句集注》至《吕氏春秋集释》，时间跨度历先秦两汉而及元明清，历代大家的重要作品皆有阑入，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的基本特质和整体面貌可说是得到了较为整全的反映。不论是治学者还是爱好者，也不论是文化的盛世抑或荒年，只要你一卷在手，那种恍对千古的快意悠悠传来。

这不仅是两套古典文学与哲学的基本丛书，更是一套元典丛书。元者，始也、端也，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一个人古典教养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则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但元典从来不是一种终结，相反它是一种开启。这套丛书之典范意义与集大成贡献自不必说，然而其最大的编辑用心想来不是令读者于此止步，而是经由对古典的研习与揣摩，法古式往，常玩常新，最终在古人丰沛的情感与才情中获致早已荒败的文化风景与精神醴醪。

《中国历史小丛书》与《中华活页文选》

学问不该高蹈玄远到不容普通读者亲近。任何时候，好的出版社都会考虑如何让读者尽量亲近古典叩问古典。此可以《中国历史小丛书》与《中华活页文选》为代表。

1958年秋，吴晗倡议编一套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希望中华书局出版。丛书以吴晗为主编，组成一个编委会。吴晗对小丛书的工作抓得很紧，要求每月至少出一本，还提倡编委写稿，他亦带头写了本《海瑞的故事》。在开始的半年内，小丛书一般每个月发稿一本。以后选题逐渐扩大，由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扩展到专题史话，如《邮电史话》、《长城史话》、《故宫史话》等。到1962年，《小丛书》已出版了100种，为此，吴晗还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

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书相比，《小丛书》好似开胃菜。读者对象是初中乃至高小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历史爱好者。一套丛书，从无到有，短短几年，出了100种；每种发行量，少的四五万、七八万册，多的十几万册。《小丛书》真的做到了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创办于1960年的《中华活页文选》，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以介绍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史哲作品为主要内容，影响了几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不少中国人都是读着这套《文选》成长起来的。

名家名作

如果说上述诸书皆为中华书局集众人之力而成，那中华书局历年推出的单本名家名作同样沾溉深远。早年钱鍾书先生的《管锥编》即由中华书局率先出版。而此名家名作又得名编辑周振甫先生的襄助，更是再难复现的组合。《管锥编》的出版，不论怎么说都是当代文史研究的一部典范性著作，其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自不待言。

1976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中文版名《万历十五年》。在黄仁宇一生丰富的著述之中，这本书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著作，它使得黄仁宇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中华书局1979年接稿，随后审稿、改稿，并经沈玉成先生修改、润色，一部18万余字的书稿，经中、美两地的编者、作者反复阅看，历时三年，方得出版。初版印了27500册，旋即售罄，成为“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

如今中华书局致力于二十世纪学术总结文献的出版，尤其注重整理出版现当代学术大师和重要学者的文集，陆续出版了《岑仲勉著作集》、《陈梦家著作集》、《黄侃文集》等，以及海外学者王伊同、杨勇、严耕望、王叔岷等人的代表著作。

据说1965年顾颉刚先生因病需动手术，由于是“一生未有之经验，为防万一”，所以预立《遗嘱》，其中第六条说：“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如今历经二十多年的编纂，最终在2010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实现了顾先生的遗愿。

中华书局的好书实在无法穷尽，或许我们更该记住的是那些作者以及背后的好编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