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报》：百年中华书局的精神守望

□本报记者 章红雨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是100年前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发出的呼吁。

“100年，中华人趟过了中国近现代出版的长河。100年，中华人栽种起中国文化学术的书林。100年来，天光云影，潮起潮落，那些逝去的人和事，那些繁简横竖排列的文字，那些在心灵深处扣发的激动和温情，今天都在生日的杯酒中荡漾。”这是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在中华书局百年之际发出的感慨。

是的，走过百年的中华书局有很多的书名垂青史、有很多的人需要感谢，有很多的事值得回忆，这些书、人、事在这个著名的出版重镇里相互交织着、融合着。他们中既有梁启超、马君武、叶圣陶、李劫人、徐悲鸿、刘海粟、齐燕铭、吴晗、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王力、钱锺书、唐长孺、启功、季羡林、任继愈等一代又一代学界大家和艺文泰斗，也有陆费逵、范源廉、舒新城、张相、李达、田汉、张闻天、金兆梓、陈伯吹、钱歌川、金灿然、宋云彬、章锡琛、陈乃乾、徐调孚、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李侃等一代又一代编辑同人。如果说这些大家身上发生的书事中华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么那些特殊历史时期发生在社外编辑身上的书事，中华人同样永远不会忘记。王仲闻、朱偰、孔凡礼三位先生就是后者中的代表。他们生前在逆境中凭借着各自渊博的学术功底，始终与中华书局形影相伴，或是编辑或是作者，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做“临时编辑”的王仲闻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次子。幼承家学的他1959年进入中华书局为“临时编辑”，先后参与《全唐诗》、《全宋文》、《元诗选》的编辑工作，有《李清照集校注》、《唐五代词》、《南唐二主词校订》、《读词识小》及《全宋词审稿笔记》等著述行世。他在中华书局做临时编辑时，最著名的故事是为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订补。由于他的辛勤工作，使中华书局1965年6月出版的《全宋词》新本面目焕然一新，其内容和体例比1940年初版线装本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全宋词》被学者誉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编纂得最好的断代文学集之一。

50余年前，国学功底深厚的王仲闻先生做中华书局社外编辑时是怎样的情形呢？记者在中华书局已故编辑沈玉成所写的《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一文中读到，“是个老头儿，身穿人字呢夹大衣，手提一个书包，步子挺轻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很像他父亲。为了印证，我还特地跑到图书馆找出《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看了一下，果然子之于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这样一个老头儿，当时虽因所谓“历史问题”不能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工作正名，但却留下了至今为世人乐道的学林佳话。1959年6月，唐圭璋先生将修订稿转交给中华书局编辑部。唐圭璋先生推荐其老友、曾参与初订本校订的王仲闻先生再对全稿进行订补复核。时逢王仲闻因“历史问题”赋闲，遂受聘于中华书局担任《全宋词》修订稿的特约责任编辑。王仲闻先生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4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王仲闻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圭璋先生所不及见到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圭璋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新版《全宋词》较之旧版的优胜之处，是唐圭璋、王仲闻两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沈玉成在《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一文中如此评价。

现任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告诉记者，《全宋词》订补成功，得力于唐圭璋、王仲闻两位先生的精诚合作。特别是王仲闻先生全力以赴，无私地将自己多年从事词学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毫无保留地融入《全宋词》的修订稿中，他的奉献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编辑加工。为此，新本《全宋词》出版时，唐圭璋先生主动提出应有唐、王二人共同署名，并在与中华书局签订《全宋词》出书合同时，在“编著者”一栏内“唐圭璋编”四个字后，亲笔添加上了“王仲闻订补”五个字。但因王仲闻先生当时的所谓“历史问题”尚未定论，共同署名遂未成，唐圭璋先生在世时多次对此表示遗憾。

事实的确如此。中华书局在《全宋词》新本出版说明中对新本的优胜处有如下文字：“以某些较好的底本取代了以前的底本。增补词人240余家，词作1400余首（不计残篇），汇辑有宋一代词作更加翔实完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断限有标准，数据纯粹无伪。重新考订词人行实，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正文统一加新式标点。书后有《全宋词作者索引》，便于检索。”

俞国林说，幸运的是唐圭璋、王仲闻两位先生就《全宋词》新本的修订审稿笔记，近几年在清理中华书局编辑部历史档案时被发现。两位先生扎实的功底、认真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令人景仰。特别是王仲闻先生以“戴罪之身”担任特约编辑，对《全宋词》倍加珍惜，视若己出，4年间孜孜以求，复核参稽，加工定稿，至今让人尊敬不已。

身在南京的社外编辑朱偰

朱偰（1907—1968），著名财经专家、国学大师、文物保护专家。字伯商，浙江海盐人。是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长子。记者对朱偰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的采访，是从一封1962年9月24日朱偰先生写给时任总编辑金灿然先生的信开始的。信中被打成右派身处逆境中的朱偰先生写道：“数年来承你局不弃，引为工作同志之一，所以我不避冒昧之嫌，向您写这封信，提出我自己的见解，希望加以指教，并请转嘱编辑部门早日加以处理赐复为何。”

朱偰先生之女、北京工商大学退休教师朱元春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这封信是她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并下载的。朱元春说，其父朱偰未上过小学，十二岁之前，是由祖父朱希祖先生亲自授读。朱偰先生晚年回忆道：“那时我佩服鲁仲连，功成不居；我爱好乐毅，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喜欢荆轲、聂政，支持正义，剪除强暴。那时我立志要做一个大丈夫，干一番伟大的事业。”

对朱偰先生做中华书局社外编辑的事，朱元春说她知之不多。但是从朱偰先生留下的三十多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父与中华书局交往密切。1959年反右后给朱偰重新安排工作时，当时江苏省文化局负责人周邨要他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此外并以三分之一的时间为中华书局担任古籍整理出版（标点，影印）工作。朱偰先生心中颇为感激。

朱偰先生在1960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接中华书局来信就整理古籍征求合作选题。”他在1960年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修书致中华书局答复上星期来信，对其选题计划提出意见并选题十个，拟参加作整理历史资料汇编工作。”他在1960年7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接中华书局来信委托编‘中国运河史料’及‘中越关系史料’二题。”这一点在朱元春搜集到的散佚在民间的书信同样可以说明。比如，他在一封写给中华书局总编室的信中说：“兹奉上建议《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应加入《吴时外国传》一种一篇短文，请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刊登为何。”他在另一封写给中华书局古代史组的信中说：“关于《史学丛考》，希望早日付排，如尚发现有些问题，尔请早日加以研究决定，不致影响今年以内付排时间。‘三通序’尚未着手，因近日整理修改《李白传》，整理补充以后仍寄你局历史丛书组，故尚需稍待最后一个月后，方可着手不知能等待否。”

朱偰先生参与中华书局的工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愉悦和安慰。朱偰先生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他只有在工作中和写作中才能忘记身处逆境的苦闷。朱偰先生当时由于家里人口多，收入低，中华书局支付的稿费无疑是雪中送炭。

朱偰先生生前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1962年出版的《中国运河史料选辑》，另两本是朱偰先生校勘整理的朱希祖先生遗著《明季史料题跋》和《汲冢书考》。朱偰先生在1962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接金灿然信盛意可感，当与北京中华书局加意合作。”金灿然先生曾经想调朱偰先生到中华书局工作，可惜因当时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没有成功。2006年，朱偰先生著于70年前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由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2009年又出版了朱偰先生的《玄奘西游记》和《天风海涛楼札记》。这些都说明了朱偰先生与中华书局的渊源是很久的。

婉拒做“正式编辑”的孔凡礼

孔凡礼（1923—2010），字景高，安徽太湖人，苏轼研究专家。自1958年起，开始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研究论文，从此开始了40多年的宋代文学研究工作。主要论著有《全宋词补辑》、《宋诗纪事续补》、《范成大年谱》、《范成大佚著辑存》、《郭祥正集（点样）》、《增订湖山类稿》和《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等。

对于孔凡礼先生做中华书局社外编辑情况的描述，他的学生、中华书局老编辑刘尚荣是这样对记者说的，他更是一位作者。作为孔先生在北京三中任高中语文教师时教过3年的学生，刘尚荣笑谈自己1959年报考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时就是受孔先生的影响，本以为考入后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没想到进去后却是搞古籍整理。不过，刘尚荣很高兴：“是他选择了这条路，把我也带上了这条路——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孔先生所谓著名玩笑话是：‘我们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

刘尚荣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更加认同孔凡礼先生是中华书局作者的身份，是因为孔先生的许多著述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先生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全宋词补辑》、《苏轼年谱》、《苏辙年谱》等著述，都是他做责任编辑。尽管如此认为，刘尚荣还是向记者讲述了孔凡礼先生作为中华书局社外编辑的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的感人故事。

1999年，由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的《全宋词》增订简体横排本（1册至5册）在中华书局出版。作为补辑者，孔凡礼先生参与了其中7万多字的补辑。由于唐圭璋先生、王仲闻先生已过世，孔凡礼先生主动义务地承担起唐圭璋、王仲闻两位先生所做《全宋词》正编繁体转简体的部分校对工作。刘尚荣说，工作量很大，有几十万字吧，由于涉及竖排转横排，体例调整、插编内容的位置对不对等方面，很是繁琐。事后，刘尚荣准备向局领导申请孔先生的编辑费，孔凡礼先生却说，自己能和唐圭璋、王仲闻两位先生共同署名于一本书上，他很知足很高兴。

其实孔凡礼先生做社外编辑故事不只于此，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教授石钟扬在《孔凡礼：与“三苏”为伴》一文中对孔先生受邀点校整理洪迈的《容斋随笔》去北京图书馆查校资料的描述：这年冬天，刚刚出院的75岁老人冒着寒风，从北京远郊大兴农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以及北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查校《容斋随笔》善本。从大兴村舍到大兴黄村901路车站，要走40分钟。乘901路公交车到六里桥北里下车，爬上几十层的水泥砖梯，直奔北京西站，换乘302路公交车到达北京图书馆。早晨6点不到就起来，9点半才能到北京图书馆。在善本室看书、看胶卷约3个小时，然后到北图读者餐厅吃点饭，找个地方闭目养一会神，再往回赶，到家往往是满天星斗。不说看书，仅来回路上六七个小时的颠簸就需要消耗巨大精力。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苦斗，他终于理清了《容斋随笔》版本的头绪，并有一些发现。此书已于2005年年底问世。有人说这哪叫勤奋，这叫拼命啊！

刘尚荣告诉记者，孔凡礼先生与中华书局正式结缘始于1959年8月3日。当时他携《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出版后名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书稿走进中华书局。1961年年底，受中华书局邀请做楚辞资料长编的搜集工作，此后直至孔先生逝世，孔先生的国学学术活动一直深深扎根在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业务上。双方的合作被中华书局称之为合作时间之长，承担任务之重，贡献著作之多，配合理解之深，堪称出版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段佳话。

据刘尚荣说，中华书局曾有意请孔凡礼先生做正式编辑，但是被孔凡礼先生婉拒了。原因在孔凡礼先生生前给石钟扬的一封长信中的结尾可以看出：几十年中，我先住在“东倒西歪”的两间东屋，后来又住进“骄阳飞汗雨”的斗室，然后又住进荒鸡夜唱的村舍。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出版了40种书，发表了300多篇文章，还有一部存稿，字数约1300万字……人们亲手把教授的桂冠要戴在我的头上，我婉谢了；有人要给我房子，我婉谢了；我过着45年的单身生活，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我献出了一切。我鞠躬尽瘁，问心无愧。

2010年8月20日，与中华书局交往51年的孔凡礼先生病逝，中华书局破例为其操办了葬礼。此前2009年6月，为纪念孔凡礼与中华书局交往50年的《孔凡礼文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