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学者回忆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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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步入名物研究之途，中华的书成为我的基本书目。颇得倚重的一部是孙诒让《周礼正义》（1987年12月第1版）。买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买下之后，也并没有认真去读，其实这也是我与书的常态。然而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把中华的书搬进自己的家，这一项活动至今也还在继续。忽然有一天，自己的书稿也搬进了中华，这也许可以视作中华数十年如一日教授一个自学的读书人，而他终于能够向老师、向这位始终不渝的蔼然长者交上一份答卷。

以我的芥豆之微，在中华百岁的时候，而能够以自己生命中的三十七年见证它与读书人的不离不弃，中华厚惠于学界者，又该有多少呢。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喜逢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回想我和中华的文字因缘，感到从我治敦煌学过程中与中华的交涉，也可以见证中华从“文革”后的惨淡经营，到今天的辉煌腾飞，而不论何时，中华人都对学术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时光飞逝，好像一晃我们这些“文革”后出道的学子现在已经走上前台。且不说单篇文章的发表，我近年来主持的两个敦煌学或中外关系史的会议论文集，都是由中华书局精印出版的。

从“手抄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到彩版精装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既是我个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记录，更是中华书局出版事业日益进步的体现。中华以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屹立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社中间，我感受到的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对学术的敬重，以及与学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书局的许多编辑，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现在担任书局总编的徐俊先生，曾担任我的责编逾二十年，他在我这边看到敦煌诗歌校录的缺位，于是倾力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书稿，成为此一领域的权威学者。

从我首次造访书局，至今恰好三十年，与书局几代领导、编辑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书局的成就，也有许多新的认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坚持学术原则。严格规章管理。尊重作者权益。

中华书局成立百年，我写了两句以表祝贺：“守护文明，沐百年风雨，幸为往圣存绝学；弘传学术，开万卷兰台，续向新民诵华章。”一家出版社，在百年风雨中始终坚持学术方向，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空前的成就，我身兼作者和读者，谨以感恩的心情表达敬意，也祝书局兴旺发达，创造新的辉煌。

以上各家回忆录自《中华读书报》【百年中华·我与中华书局】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