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重生：追寻新的光荣和梦想

记者｜赵 玥

　　2012 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对于这家在社会和学术文化界具备巨大影响力的出版社来说，这不仅是里程碑式的时刻，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大事。以1949 年为界，在中华书局的100 年历史中，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为63 年，而且在改革开放后才全面发挥出现代出版机构功能。对中华书局来说，过去30多年的历程可以被视为当代中国经济变革和精神嬗变的写照。在文化和市场的激烈碰撞中，这家出版百年老字号经受住考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最终选定“守正出新”的战略积极而稳健地探索，不断追寻新的光荣与梦想。

从精神盛宴到市场困局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思想被禁锢已久的国人的求知欲望终于20 世纪80 年代达到一个新高峰，迎来一场少有的全民精神盛宴。
　　1979 年8 月，中华书局恢复正常建制，在此后的短短三年间，一大批如《全金元词》《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重要典籍、论著和众多学术丛刊、汇刊面世。1980 年，中华书局出版新书达137 种，重印52 种。“中华书局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繁忙中，中华人在思考，在努力，怎样发挥优势，多做工作。”中华书局即将推出的大型纪念画册《百年中华》如是写道。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传统文化传承和普及这两个重要领域，当时的中华书局都推出了标志性出版物，显示出深厚纯正的出版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1979 年8 月，中华书局出版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百科全书式笔记体学术著作《管锥编》。作为“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部重磅学术书，中华书局赖著名学者型编辑周振甫的妙手打造出超时间的出版典范。“《管锥编》出版时，没多少人看得懂，但是，读者依然是疯抢，一下子几万册就售罄。”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
　　相对于《管锥编》的深奥、小众，美国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深得雅俗共赏之旨。1979 年5 月，黄仁宇托画家黄苗子将其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读罢书稿，被其磅礴大气和独特视角所折服。然而，当时社会诸多禁忌尚未打破，出版海外华人作品极易遭受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几经波折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赵守俨大胆力挺，签发出版。为使译文更加准确，中华书局的编辑沈玉成对黄仁宇自己完成的中译文逐一润色，以严谨作风和“字字珠玉”的风格得到黄的充分肯定。1982 年5 月，由中华书局引进出版的《万历十五年》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首印3 万册首印被抢购一空。“《万历十五年》后来被大家普遍接受，中华书局的初版本起到非常大的奠基作用。”
　　以《管锥编》和《万历十五年》为代表，在那个人人如饥似渴地享受精神盛宴的80 年代，中华书局凭借多部重磅出版物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再度开启民智，更加确立了其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地位，迎来了最美好、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1987 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顾青分配至中华书局，这一专业是1958 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大学共同成立的，旨在为国家古籍整理事业培养接班人。“当时，书局学术气氛非常强。尽管前辈大师平易近人，同事相处和睦，但是，如果一位年轻编辑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比较深入的研究，没有写过书、没有在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便没有立足之地。” 顾青向《出版人》回忆。
　　当时，中华书局的办公地点还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不仅毗邻王府井新华书店，而且离北京火车站较近，外地来的学者常常是一下火车便直奔书局，找编辑聊天、叙旧。“ 那时，你看的书都是非常好的书，接触的作者都是一流学者。做书，有一种崇高的感觉。”顾青说。
　　但是，好景不长。从上世纪80 年代末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下海”、“脑体倒挂”等新事物渐迷人眼，文化和文化人地位下降。像所有经受市场转型阵痛的出版社，崇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中华书局运营受到市场风暴的极大冲击。1990 年，中华书局赢利额下滑到新时期以来最低点——87 万元；而改革开放之初，这一经营指标曾高达100 万至200 万元。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中华书局走进市场困局而不能自拔。1997 年，面对入不敷出的现实，中华书局开始探索多元化路线，产品线一下增至14 条，不仅主推好卖的教辅书，还涉足时尚、旅游类图书出版，但是，纷纷以失败告终。2003 年，中华书局赢利总额仅为96.75 万元。面对惨淡景气，很多员工备感失望。从1997年开始的6 年时间里，全书局100 多员工中有将近一半选择离开，曾经辉煌无比的中华书局陷入黯淡时光。

《管锥篇》和《万历十五年》在新时期开启了中华书局的新时代。

借力“国学热”重振雄风
　　2003 年8 月，中国出版集团决定由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和副总编辑的李岩主持工作，中华书局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在维护传统品牌、巩固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扩展图书的选题范围。同年11 月20 日，中华书局在北京大学举行“弘扬传统 重塑品牌——中华书局与学界共商重印书规划座谈会”，邀请袁行霈、李学勤、裘锡圭等学界前辈和一批中青年文史哲研究者，与中华书局编辑一起盘算家底，讨论突围路径。在这场改变中华书局命运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袁行霈总结各方观点，提粹出“守正出新”这一概念，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局训”。

2003年11月20日，“弘扬传统 重塑品牌——中华书局与学界共商重印书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堪称重振中华书局雄风的重要转折点。

　　在大批库存图书积压、负债累累、在岗编辑月平均工资不到2000 元的压力下，中华书局启动“悲壮的突围”。作为新一任领导班子的代表，李岩决定将产品线从14 条缩减为4 条，并将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图书出版提上日程，2004 年3 月，中华书局成立“大众读物工作室”，布下关键棋子。当时，“戏说历史”风头正劲，在一片对历史的插科打诨中，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凭借亦庄亦谐的《清十二帝疑案》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一炮而红。当时刚来到“大众读物工作室”的普通编辑、现任大众图书分社社长宋志军灵机一动，决定以“正说”概念推出基于讲座内容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数5000 千册在2004 年国庆长假销售季面世，一举登上畅销榜，成为中华书局市场化尝试的第一本畅销书——截至2012年2 月底，累计加印30 次、销量50 万册。在此基础上，书局乘胜追击，推出《正说历史系列》共7 种，开启通俗历史阅读和出版热潮，并引发大量跟风之作。2005 年，大大众读物工作室发货码洋从2004 年的500 万元猛增到2300 万元，成为中华书局新的利润“发动机”
　　《正说历史系列》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2006 年国庆期间，《百家讲坛》诞生了一位新的明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于丹连讲7 天《论语》，一举成名。深远含蓄的《论语》与生动有趣的于氏风格相映成趣，成为中华书局新的卖点。《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 万册，打破了这家百年老店的新纪录。同年11 月26 日，《于丹〈论语〉心得》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以签售一万册创下中国图书市场单场签售新记录。为了加大推广力度，中华书局首次为一本书成立近20 人的营销团队，李岩、顾青等领导赴各地签售现场，亲自助阵。据统计，《于丹〈论语〉心得》至今销量已经达到560 万册，成为以学术专著为主攻方向的百年书局的新品牌，也掀开这一学术出版重镇涉足大众出版的新一页。
　　《正说历史系列》和《于丹〈论语〉心得》不仅把中华书局带出生存困境，也使其市场化路径更加清晰明朗。在此基础上， 中华书局慢慢恢复了元气。2004 年，实现销售码洋8773 万元，利润总额151.72 万元；2005 年，实现销售码洋9612 万元，利润总额322.15 万元。此后，基本摆脱经济困境的中华书局一路
　　高歌猛进，驶入发展快车道。2008 年，在几年实践的基础上，中华书局将实验性框架固化为以“一个中心、三个分社”，即古籍学术出版中心和大众图书分社、基础图书分社、《中华活页文选》杂志社为主干的运作底盘，将“守正出新”的理念制度化。
　　“十一五”期间是中华书局新的收获季。首先，明确了成为“中华学术思想的传承者、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优质文化产品的提供者”的定位，在坚持中华书局的学术传统、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向相关、相近的领域拓展，形成适应市场和现代读者需求的多层次出书格局。目前，中华书局古籍学术出版中心有50 多位编辑，仍然是中华书局的核心所在，也是投入最大的部门；在市场贡献方面，古籍出版和大众出版分别贡献1.5 亿码洋元，平分秋色，真正做到“两手硬”。
　　其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登了一个良性运作平台。与2005 年相比，2010 年，中华书局出书品种增加2.3 倍达1234 种，销售收入增加2.3 倍达13000 万元，利润增加6.2 倍达2000 万元。“ 我们希望，在‘十二五’期间，销售码洋和利润以年均10％的速度实现稳健切实的增长。2015 年，力争达到5 亿销售码洋的经营规模和3000 万元的利润水平。”李岩说。

“走出去”实现责任和使命
　　中华书局的新腾飞体现了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一直强调的“文化必须承担一种责任，出版也必须担负使命”的理念。对于近年传统文化热潮的兴盛原因，李岩认为，一方面源于“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自省、自信在增强”。“这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发自内心的外放，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李岩说，中华书局将借这一新趋势持续发力，不但在中国，而且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李岩的感受是从“于丹热”而来的。
　　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华书局即着手恢复与美国、欧洲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业务联系，推动图书出口。1988 年，中华书局成立对外图书贸易部，获得对外经贸部特别出口许可权，成为国内最早获得图书出口权的出版社之一。尽管在海外具有口碑，但是，中华书局一直没有标志性“走出去”经典案例。
　　2006 年底，《于丹〈论语〉心得》上市首月销量就突破100 万册，中华书局认为这是开展“走出去”工作的一个好项目。于是，一系列版权谈判紧锣密鼓地开展，并在亚洲地区率先实现突破：中文繁体字版落户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韩文版落户韩国恒富出版社，日文版落户日本讲谈社，每到一地都掀起一股“论语热”。

2006年11月26日，在《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上，于丹共签书1万本，创下图书销售新记录。

　　但是，《于丹〈论语〉心得》在输出欧美国家时遇阻，因为版权代理公司关注的领域集于文学类和财经类图书，都认为《于丹〈论语〉心得》是一本“很中国”的图书：“要让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欧美读者接受一名中国教授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解读，难度实在太高。”转机出现在2007 年下半年。随着《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国的持续热销，以及“于丹现象”和“国学热”所引起的广泛报道和争论，终于吸引了欧美媒体的注意，于丹接连接受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媒体的采访。顾青注意到，外国记者的提问主要集中于一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是什么？“他们觉得，于丹的这本书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 顾青说。
　　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为版权输出创造了良好环境。2007 年 9 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华书局成为多家欧美版权代理公司联络的焦点，《于丹〈论语〉心得》再次浮出水面。经过慎重选择，中华书局初步选择了几家合作伙伴。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书局从未有过向欧美国家输出版权的经历。怎么报价、签合同，中华书局完全一片空白。最后，在国际版权代理商托比? 伊迪公司专业化的规范运作下，双方很快就合同细节达成一致——由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出资10万英镑购买《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权，并且是预付版税。“ 这是一个只有英语出版界主流畅销类产品才会有的报价。”李岩说。
　　在2008 年4 月的伦敦国际书展上，英国《书商》杂志刊发英国麦克米伦买下《于丹〈论语〉心得》全球英文版权的消息，于丹也因此成为中国大陆作品海外版权价格最高的作者。截至2011 年12 月，《于丹〈论语〉心得》在海外共签约28 个语种、34 个版本；出版19 个语种的26 个版本，累计销售34 万册。《于丹〈论语〉心得》的成功运作，已成为出版“走出去”工作的经典案例。“中华书局收获的不仅仅是利润，更重要的是通过《于丹〈论语〉心得》，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国际出版规则，增强了走出去的信心。”李岩说。
　　“走出去”是李岩心中的一件大事。在今年2 月初由国务院举行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代表座谈会上，作为代表之一的李岩向温家宝总理建言，“国家应该大力支持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建立分支机构，落地生根”。信心和实力渐强的中华书局想将其创办人陆费逵的海外拓展梦想再做下去。老中华书局曾先后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开设分局，成为当时华语文化的输出阵地，只是因种种历史原因，难以推进做大。李岩透露，中华书局最近正在考虑重新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立足海外推广；同时，将在扩大与日本、韩国出版界合作的基础上，选择重要出版机构进行战略合作。此外，扩大与欧美重要版权代理商和重要出版社合作，探索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设立中华书局办事处也极有可能。
　　这个被概括为“巩固港台，扩大周边，突破欧美”的战略方针已经被列入中华书局的“十二五”规划，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书局呼之欲出。

做传统文化内容提供商
　　在李岩看来，坚持“守正出新”成为中国乃至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内容提供商，是百岁中华书局的新定位。尽管“十一五”期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和业界口碑，但是，中华书局对于自身和环境认识依然清醒：虽然在专业古籍社中领先，但是，也仅属于恢复性增长，与百年品牌的声誉仍不相符，与同业先进社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在“浅阅读”和数字出版的冲击下，中华书局还有多大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将越来越关注，各阶层读者对相关出版物需求越来越大，同时对质量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便是中华书局的机遇。” 顾青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书局拥有丰厚的出版资源，拥有一批可持续开发的传统文化出版物的自有知识产权，具备一大批国内顶级专家学者组成的作者群和学者型编辑——这一优势是国内同类出版社无法比拟的。
　　目前，中华书局的传统纸质出版产品已经形成基本规模与格局，包括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大众普及读物、中小学教育、汉语工具书、文化遗产和艺术5大类，期刊出版物也形成系列格局。它们为中华书局打造“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内容提供商”提供了深厚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华书局将在专业、大众和教育出版三个领域拓展疆域。在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类出版领域，中华书局将坚持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实行精品战略。李岩认为，专业出版的服务对象是学术界，也是中华书局的品牌基石，虽然市场狭小，回报周期长，却是最不可放松的一个板块。而大众普及板块虽然已有《正说历史书系》和《于丹〈论语〉心得》等成功先例，但是，“优势产品的后续开发比较缓慢，有效产品线不够丰富，必须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力度，以巩固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值得关注的是，鉴于“潜力巨大，前景看好”，中华书局将重铸其建立伊始在国民教育领域的辉煌——加大教育类出版物尤其是面向文科大学生的高校用书的出版力度。
　　除了在纸书市场多分一杯羹外，数字出版也成为中华书局未来的发力方向。据悉，中华书局正在组建独立运作的古籍资源开发部，负责“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和“中华学术著作全媒体出版平台”两大工程的实施。其中，“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项目已经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在小有规模的“中华古籍语料库”工程基础上，建成由中华书局拥有完整知识产权、质量最高的中国古代典籍大型数据库，提供强大的知识点链接和字词典工具，配备多层次多角度内容检索功能，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在线服务。“中华学术著作全媒体出版平台”定位于体现中华书局学术著作出版品牌的专业化数字出版平台，包括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著作和中华书局拥有版权的当代学术著作，同时，实现纸质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全媒体同步出版。
　　其实，中华书局的网游试水早已引起业界关注。2011 年7 月，中华书局发布了一款适用于苹果手持设备系列的免费游戏“李小白”。作为一家老社以新媒介来推广品牌的新探索，“李小白”旨在以中国地图为背景介绍经典诗词佳句和典故，玩家以答题形式不断闯关挑战，在玩游戏过程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只是一种载体形式、阅读方式和内容呈现方式的变化，而传统出版的优势还是在于对内容的了解和掌握。”李岩说。
　　李岩曾多次描述过一个更为宏大瑰丽场景：由政府参与、政府投资，建设一个国家级长远工程，构建一个基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下的海量存储信息库。这种信息服务资源集中化的宗旨是为了达到全民使用的目的，而且受益的是后代子孙。这个梦想颇具科幻色彩：利用新技术构建一个集平面图象、三维动画等多媒体于一身的、穿越今古时空的历史人物对话平台。“那将是一个集研究与信息发布、休闲娱乐、教学科研于一体的高度集成化的数字古籍创新技术综合平台，将时空交错于一瞬，古人和今人进行联系，不断实现人类的梦想。” 李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