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1949-1978：一家老店的乱局坚守

记者|田伟青

　　“中兴事业开新局，华国图书守旧规。”中华书局百年之际，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撰写贺联相赠。他诠释说：“所谓‘中兴事业’是从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古籍专业出版社时算起。我个人认为，中华书局百年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立到解放前，陆费逵先生主导建立并曾长期领导下的老中华书局；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新中国，书局定位为专业社后，堪称重新建社，其中，金灿然先生功不可没。这中间，可说是以发扬中国国学的目标为纽带联系。”
　　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程中，1949至1978的这30年，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重要在于其承上启下，确立了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的专业方向，在古籍整理、学术专著与期刊、普及读本等多层面开阔布局，在古籍资源、作者资源、编辑资源三方面奠定了扎实家底；特殊则在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氛围，一方面有国家意志调集全国学术力量的保驾护航，有灿若星辰的国学大师群体群策群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卓有成绩，一方面频仍的政治运动不时干扰、中断出版事业，中华书局人在乱局中坚守使命，传承古代文化。
　　1954年，作为示范单位，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先后与农业出版社、财经出版社合并，保留中华书局牌子。1956年，文化部拟加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两社按其原有传统，独立经营，明确提出“今后中华书局的出书范围，以出版各种文史哲书籍为主，包括古籍和有关著作等”。按照这一思路，1957年3月，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同年12月，时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的齐燕铭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交《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报告提请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小组的日常工作，依托以出版古籍为专业方向的中华书局负责”。1958年年初，中华书局明确定位为“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并适当出版现代学者有关古典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著作”的专业性出版社，独立建制。

1958，灿然开局
　　翻检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就会发现，自1958年的开局之年到“文革”前，中华书局呈现出的“中兴局面”与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次纪念中华百年，书局给陆费逵先生铸了半身像，窃以为，当准此先例，也给金灿然先生铸像安置。”白化文如是评价金灿然在中华书局历史中的地位。

　　1958年4月，北京城春意盎然，刚离开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岗位的金灿然到中华书局走马上任，这个个子不高，声音洪亮，有着与胡乔木近似风度的山东人打心眼里喜爱这个新角色。他曾对其后出任总编辑的李侃说过：“干这一行，我也是个半瓶醋，可是我感到做这个工作比在出版局更有意思。”金灿然为这个新的岗位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他主持工作的前六七年时间，被老中华人称作中华书局的“黄金年代”。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为打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局面，金灿然积极奔走。1958年2月9-2月11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指定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齐燕铭任小组组长，金灿然任小组办公室主任。小组下再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别，负责规划的制定，共81人，几乎囊括当时文史研究领域的全部顶级学者专家。
　　几个月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史、哲三个分组完成《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共收入古籍6791种，基本涵盖中国重要古籍。1960年，根据实际情况，又由此修订出《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将选题压缩至500多种，并将读者对象分作“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又分“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三部分；后者则分“历代名著”、“专题史料汇编”、“工具书”三部分。此外，少数有价值的古籍和史料价值较高的近代报刊，可影印出版。与此同时，规模宏大的《“二十四史”整理计划》也列入此规划。凡此种种，为中华书局当时及至未来的出版事业布下开阔格局。中华书局现任总编辑徐俊对《出版人》说：“这些规划影响长远。中华书局改革开放后的很多项目，包括现在的很多丛书，都发端于此，并沿着当初脉络继续做了一些跟进和拓展工作。其实，如果能按照最初的规划草案完成，中国古籍出版的格局会比现在更为开阔。”
　　此后，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联合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一同行动，将《规划》（草案）分别向全国综合性大学和有关研究机构下达，同时发出《协助整理古籍的通知》。这一系列举措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为了实现规划，金灿然领导中华书局为组织出版、培养编辑、团结作者做了大量工作。他竭力网罗人才，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自1958年下半年始，陆续调进一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成立，培养古籍整理出版的专门人才。1958年，该专业成立，并于次年开始招生。中国最高学府为一家出版社特别开设专业培养人才，史无前例。当时，有关部门还计划在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各地综合性重点大学设置同一专业，但最终未能实现。
　　金灿然提出“开门办社”，要求各编辑组积极组稿，并亲自提供选题和组稿对象。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回忆说：“金灿然同志除了把握大局，平时又关注细节，严把编辑质量关。”一次，程毅中送审自己编辑的一本书，金灿然发现前言的标点与正文的不一致，要求订正，非常严格。“这是很多编辑共同的体会。他看过的书稿里夹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纸条，据此逐一询问，商量解决。” 程毅中说。

　　在此期间，中华书局的硬件设施也“鸟枪换炮”。此前，中华书局在东总部胡同的小四合院办公，极为逼仄，“一二十人坐在两间通起来的大办公室里，说话、走路、电话的声音整天不断”。1961年，金灿然就中华书局用房紧张问题向齐燕铭求助，经齐协调于当年秋季搬至西郊翠微路二号。那里“虽说不上庭院幽深，但也颇为宽敞又安静，后面还有可以散步的园林”，为学者们提供了较为舒适的工作环境。
　　1962年1月4日，中华书局举行成立50周年纪念会。胡愈之、陈叔通、叶圣陶、翦伯赞、吴晗等出席，齐燕铭在大会上讲话，郭沫若、齐燕铭等分别题诗祝贺，堪称一时之盛。
　　在金灿然苦心经营和引导下，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华书局业务获得发展，各项规章制度逐渐臻于完善，书局人员也迅速增加到145人，藏书近20万册，《规划》（草案）中的重点项目基本上都已落实，并陆续完成。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声誉日渐提高，与学术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仅成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旗舰，也堪称一个学术中心，为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白化文认为，“总的说来，从那个年代到现在，从国内包括港台到国际，在古籍方面都把中华书局的版本当做标准本。因为解放后中华书局在整理国故和培养古籍编辑出版人才方面做了太多工作。”

以诚待士  培育骨干
　　白化文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中华书局晋谒金灿然时的情形。“金灿然影响我的一生，也可以说没有中华书局就没有我的专业。”1961年，白化文经同窗程毅中引荐拜谒金灿然，后者在谈话中期许白化文能成为“小杂家”，“这样的期许，据我所了解他是对旁人没有说过的，只指示过我。我受宠若惊，也心怀感激。这成为了我一生努力的目标。”之后，白化文参与了中华书局部分出版工作，就此开始与书局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至今，我这所谓小杂家的作品，都是在中华书局的书刊中初次发表的。”白化文说。
　　白化文的经历体现了中华书局当时对年轻学者的大力扶植，而这与中华书局的办社方针和对人才的态度密切相关。金灿然主张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把中华书局办成学术机关，为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服务，并在实践中积极贯彻。
　　1958年，中华书局恢复建制之初，职工仅六七十人。李侃曾回忆：“每次全体职工大会就在小院的天井里开，……一眼望去，不是秃头顶、长胡须，就是驼背腰。青年人简直寥寥可数。……靠这支老弱残兵能够担负起整理出版估计和学术研究著作的任务吗？”针对这样的现状，金灿然主要从两方面同时着手招揽人才。
　　他首先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选用原则，团结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现在出版界谈起这段历史，还会津津乐道于金灿然如何大胆调入被错划成“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宋文彬、马非百、杨伯峻等人，以及如何接纳失去公职的王仲闻、戴文葆、石继昌等人。“要知道古代文献系统，不管是不是‘右派’，不‘右’的人几乎没有。当时反右运动余波仍在，气氛还比较紧张，但金老板有这个勇气，他对正在从事和准备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都热烈欢迎。”白化文说。
　　不仅广纳贤士，对老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也是金灿然的一贯作风。程毅中向《出版人》回忆，当时书局请学者孙人和给编辑讲《左传》，金灿然还亲自去听课，“孙先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关系并不在编制内，但每次书局分福利，蔬菜、白薯之类都会给他准备一份并送到家里”。中华书局的档案里还记载了很多类似的细节，有老先生的家属来京，书局细到连床被蚊帐脸盆都备齐。这样的礼贤下士之风培养了书局与学者间的深厚友谊，积累了重要的作者资源。1978年“拨乱反正”，古籍出版工作复苏后，很多学者的重要成果都一定是留给中华书局来出版便根源于此。尊重作者的传统在中华书局不断延续。在“文革”中，中华书局一度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在王府井大街36号办公，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中华称第二编辑室。其时，金灿然因脑病已无法工作。原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熊国祯当时从“五七”干校调回，任二编室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和中华商务临时党委委员。“当时虽然是总理指示恢复出版‘ 二十四史’，但冷言冷语还是有，说圈圈点点不是马列主义。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少搞运动，给老先生们维持好的工作环境。当时要求搞‘三结合’，古典文献怎么结合？我想了个办法，说我们二编室是‘老中青三结合’，竟然被认可，所以老先生们也能安心于学问。”
　　金灿然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培养青年骨干，主张编辑要立志当编辑家，而不要做编辑匠。他请老学者老编辑带徒弟，一批优秀的年轻编辑借此成长起来。白化文曾亲见中华书局的“传帮带”，“徐调孚先生对程毅中的指导，从封面用什么纸到书脊的字用什么颜色都一一叮咛”。1958年12月，28岁的程毅中来到中华书局，第二年，就被分配编纂《海瑞集》的重要工作，“自己动手编书是一次很好的实习机会。在徐调孚、陈乃乾两位前辈的指导下，我初步学会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裨益”。除了给机会锻炼年轻编辑，金灿然还非常重视日常对编辑素养的提高。他希望编辑做些研究工作，会写书编书，提出编辑要“练笔”；还定期开设学术讲座，请学者来上课。而金灿然对年轻编辑意见的尊重也让人印象深刻。程毅中记得，一次金灿然去南京为《汉魏南北朝别集》组稿，回来交付编辑，“我看后发现书稿有问题，可能是这几位专家身居南京，有些善本看不到的原因，所以校勘并不完备，就指出来，金灿然确认后，马上决定退稿”。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成为中华书局培养人才的大本营。1961年，熊国祯是该专业第三届学员。他告诉《出版人》，北大为该专业配备了第一流的师资力量，学员们也都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考核，“课程有古汉语、古籍校勘、版本目录、古文选读、训诂学等。历史课都是跟历史系一起上的，很扎实”。中华书局也在这里开办“文化讲座”，当时宋云彬 等书局资深编辑都来讲过课，金灿然也来参加过座谈。“加之同学从业后，得到老先生、老学者的耳提面命，甚至有的一毕业就在老专家指导下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打下了厚实的底子”。这批学员除了大部分进入中华书局成为业务骨干或专家外，其他的则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专院校、图书馆和上海古籍社等机构，日后也都成为古籍整理行业的中坚。“文革”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恢复，继续为中国古籍出版行业输送新鲜血液。

风雨如晦    坚守使命
　　1958年9月13日，“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的宋云彬从杭州奉调北上，来到中华书局。就在同一天，吴晗、范文澜正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金灿然等人，研究落实毛泽东不久前指示的点校“前四史”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个决定得到毛泽东“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的批复。“二十四史”点校序幕徐徐拉开。

　　点校“二十四史”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成果，其部头之大——共计3213卷、约4683万字；参与人员之众——集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之长——起起落落20年，标准之高——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变局之频——经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系列政治风雨，堪称新中国古籍出版之最。与此同时，《资治通鉴》（整理点校本）《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整理影印本）《清史稿》等一大批史籍也获整理出版。徐俊告诉《出版人》：“从1954年到1966年，国家意志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起到主要作用，否则很多大部头书的出版很难实现。现在看来，当时的文化生态和出版环境是利于古籍出版的，从国家领导到主管领导——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都非常重视，而且他们都是专家型的。”
　　“‘二十四史’最初的困难，一是发凡起例，需要按照新确定的点校全部‘二十四史’的目标，来重新拟定标点凡例；二是时间紧进度慢，在吴晗、范文澜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要将‘前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但由于人员分散等原因，到1959年实际只赶出《史记》一种。有鉴于此，才有1963年调动全国学术力量聚首中华书局翠微路二号院，留下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徐俊说。

然而，政治运动的暗流涌动，即使在“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开始之初红红火火的局面下也不时投下阴影。宋文彬在1960年前后的日记中记载了自己这个“右派分子”思想改造的沉重压力。当时，由宋云彬负责的《史记》出版后被指出存在标点失误。他检讨说：“我检查所以没有能够避免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由于我自高自大，不虚心的缘故。……就这一点来说，我在改造思想方面进步的很慢。”几个月后，宋云彬在相关书面检讨中更是对自己上纲上线，“我所犯的错误应该提到原则上来检讨，完全是思想和立场的问题”。“古语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古籍整理实难毕其功于一役。然而，这些本属于点校和编辑范围的问题，对当时的宋云彬来说，却不是那么简单。”徐俊评价说。
　　到1966年5月，局势激变，文革开始，当月22日，负责点校《金史》的学者傅乐焕在陶然亭结束生命，“翠微校史”的盛况风吹云散，“二十四史”的整理被迫停顿。之后，虽有当权派戚本禹授意恢复“二十四史”点校的短暂热闹，该项工程真正得以继续还是在1971年周恩来指示中华书局继续推进工作之后。这让一批学者在风雨如晦的政治氛围中得以喘息。1978年，“二十四史”与《清史稿》，全部出齐。
　　“二十四史”的编辑历程是当时古籍整理事业受政治左右的一个缩影。早在1964年10月，文化部进行整风，被指斥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死人洋人部”，当月中华书局事业的热心支持者齐燕铭调离文化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陷于停顿。中华书局因此直接受到影响，李侃曾回忆说：“原来的规划、设想都无法实现了，只能勉强维持出点书而已。但古籍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多了，而这个工作又是天天与‘死人’打交道的事情，要批判那是随时随地可以搞起来的。”于是，连《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义和团资料简编》等书都采取“内部发行”的办法，而且还要在前言后记中表明出版者的“立场”，以免被“抓辫子”。“有些书排版了，只好打成纸型放起来。”及至1965年与中华书局有密切关系的吴晗的《海瑞罢官》被批，由他牵头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一并获罪，更是将中华书局推到风口浪尖。1969年9月26日，中华书局全局干部，除在部队农场锻炼和在北京留守及老弱病者外，共计132人赴湖北省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即使身处逆境，中华书局人仍坚守古籍出版的使命。熊国祯从“五七干校”回京后，在第二编辑室做通俗读物。“当时出版一批‘评法批儒’的图书，例如《论语批注》《荀子新注》等，有些工农兵学员瞎搞，我坚持一个底线，批注可以穿靴戴帽，但一定坚持原文要可靠，注释要尊重原著，这样还能出版一些有用的内容，以评法批儒的外衣坚守古籍整出版工作。别小看这种努力，对当时很多人都是有影响的。前些年，王恩来先生出版的《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前言就提到，他接触《论语》，正是从《论语批注》一书开始的。”
   

　　（本文写作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回忆中华书局》《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等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