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艰难时世，不舍文化情怀——中华书局人在“五七干校”

记者|田伟青

1969年9月，中华书局职员132人来到湖北咸宁向阳湖，成为“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新学员。
　　中华书局人刚来向阳湖就吃了个下马威。1969年，湖北发大水，李侃作为中华书局先遣队的成员之一，押运行李，提前到达，“从火车站就可以上船，……当时因长江分洪，成为一片汪洋，犹如大海，船行半日才到达一个叫大屋龙的小山村，停船靠岸，又抬船上的物品。山路又狭又陡，浑身是汗”。
　　中华书局与印刷技术研究所合编为第四大队十六连，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生产劳动，并进行“斗、批、改”运动。初到时，没有现成的住所，得自力更生动手建造，同在干校的故宫博物院古建队的工人师傅帮忙房屋的设计规划，中华书局人则充当“壮工”，挖土、和泥、搬砖，事事亲力亲为。一个多月后，宿舍竣工，两排红砖房，总算有了安身之所。 
　　在当地农民眼中，这些举止斯文的读书人看上去很不一样，“穿得破，吃得饱，每人一块大手表”。然而，甘苦自知。咸宁古称“云梦泽”，日头毒，空气潮湿，蚊虫多，又要“日不出而作，日入后才收工，夜里挑灯‘学习’；搞批判”，这些曾经翻检善本、手执丹青的双手，如今握起了铁锹、镰刀、瓦刀，育秧、插秧、收割、脱粒，一个都不能少。一些老弱病残处境更是艰难。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因脑病其时生活几乎无法自理，却还要“同马非百、宋云彬一块打扫厕所；俞明岳放鸭子；段昌同被分配在湖内看守东西和水牛；赵守俨出身名门，这时也干起来插秧、收割的农活，样子狼狈不堪”。
　　辛苦归辛苦，“斯文”却不能扫地，“在这火炉的天地中，无论多么酷热，总还是保持着文雅，大都不光着身子，至少穿件背心。女同志忒苦，总得穿着整齐，往往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口中哈气不止。”
　　肉体的辛苦还算其次，最难挨的还是内心的栖惶无告。当时，中华书局被定为必须砸烂的修正主义的“黑窝子”，被取消建制，连在翠微路二号院的办公地点也拨给锅炉厂。刚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的熊国祯苦闷不已，“学了专业，毕业了，到头来一点都没用，却让你来改造，内心感到没了希望”。当时，党中央号召文化人扎根向阳湖“炼红心”，不能有回京的念头，郭小川在诗里写了句“站在向阳湖畔望北京”，就受到了批判。还有严酷的深挖“五一六分子”斗争，从1969年冬季开始持续两年。政治运动频繁，国家和个人的未来命运亦不可知，十六连一片沉闷气氛。

中华书局部分编辑1971年夏合影于原文化部湖北咸宁
“五七干校”，背景为向阳湖十六村。

　　也有阳光明媚的时候，向阳湖青山绿水，风景优美，渔产丰富，紧张的劳动之余，学员们就去钓鱼、摸鱼，改善伙食。当时干校还办有壁报由程毅中负责，他也因此过了过写稿组稿、写毛笔字等老业务的瘾。但是，那里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政治斗争的弦时刻紧绷，一次有人在壁报上发了一篇《向阳湖诗话》，因谈及艺术问题，很快就受到批判，壁报从此也就更加又红又专。
　　虽然现实严酷，但是中华书局人心里还是舍不掉那份文化情怀。其时，不少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和勇气，傅璇琮就以一生坎坷而豁达慷慨的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为榜样，保持乐观心态。程毅中则随身携带老师浦江清先生临终前托送的《杜甫诗选》，在艰苦岁月给他带去心灵的慰藉。
　　1971年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逐步恢复，陆续有人奉调返京，大家又看到了希望。其时，围湖造田已告结束，干校农业生产也走入正轨。1973年后，劳动空闲更多，气氛也比较宽松，有时间读书了，“大家倡议办了个图书馆，藏书既有马列著作和‘毛选’等政治类书籍，也有‘二十四史’等专业书，每逢晚上，读者云集”。还有人在私下里重新捡起业务，日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的李思敬就是在此期间自学成才，成了日语专家。
　　1974年12月23日，中华书局最后一批人员共29人全部回京。关于“五七干校”，《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中如是记载：1969年9月至1974年12月，五七干校期间，我局人员调往其他单位者29人，亡故者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