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李岩：提升全民人文素养

记者　　赵玥

中华书局总经理 李岩

　　无论是对中华书局还是对其总经理李岩而言，今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2月7日，李岩作为文化界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务院为听取各界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件）的意见和建议举办的座谈会，向总理面陈良策——在三条意见中为首的便是“在全民阅读的基础上，要像重视科技教育一样，重视人文文化，提升全民人文素养”。李岩认为，一个民族的兴衰发展与其文化内涵休戚相关，因此，迎来百年诞辰的中华书局更需保持人文情怀，“这不但是它的根基，亦是它的使命”。

守正出新 
　　中华书局对当代出版业的重要贡献是走通了一条“守正出新”的道路。
　　1997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便来到中华书局从事古籍学术编辑工作的李岩受命担任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身份和工作重心陡然变化，从一位潜心研究古籍文献、约文编稿的学术人转变为纵观全局、把握市场的管理者。2003年，李岩借著名学者袁行霈之喻力倡“守正出新”理念，开始主持书局工作。
　　李岩推崇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基本竞争战略，其中“差异化战略”给他极大启示。主持工作之初，他面临一份重担：中华书局经过六七年多元化发展，产品线众多，资源分散，资金紧张，优势尽无。“当时，中华书局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到自己的定位，走差异化战略，剑走偏锋，做最擅长的东西。”李岩说，“因此，我们集中做减法，缩减枝蔓，凸显企业核心竞争力。”他大刀阔斧地把14条产品线砍至4条，主攻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工具书课本文化和普及读物四大板块。实践证明，“做减法”反而提升了中华书局的核心竞争力，让它从困境中突破重围，重新焕发光彩。“我们有一个一个理念：不求第一，但求唯一；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李岩说。
　　由于政策和环境影响，国内的出版社近年面临向市场化转型的阵痛，作为传统老社的中华书局压力更大。李岩坦言，中华书局虽然在出版实践中努力探索，但是，从编辑到发行人员乃至决策层的观念都离市场较远。因此，他采取的第二个改革步骤便是加大市场化步伐。2004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第一个市场部；3月，又成立三个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产品的工作室，寻找新出路。
　　在调整初步取得成效后，中华书局又开始做加法和乘法。“收缩攥紧的拳头之后开始出击，在几条产品线上围绕核心定位运作，这一点很重要。”李岩说，近年来，中华书局尝试适当衍生拓展，增加每条产品线的附加值。比如基于《论语》的内容，中华书局已开发出七八个版本，以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的读者，实现对同一产品的深度开发。李岩强调，这种做法与全面出击的多元化战略不同，可谓“同心多元化”战略。“我们要利用积累的人力和学术资源进行拓展，多元化扩张必须围绕主业和核心，实现具有关联跨度的同心圆式拓展，而不是跨度特别大的、不堪承受的多元化拓展。”
　　 在李岩掌舵中华书局的过程中，市场反响最好而争议最大的当属《于丹（论语）心得》。这一至今难以超越的出版传奇曾在2007年年初使中华书局单月图书零售市场所占份额由前几年的第141位一跃成为第3位。不过，业内对此书评价不一，有的甚至直言《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标志着中华书局的“堕落”。对此，李岩直言，从内容主体来说，《于丹（论语）心得》并未完全偏离中华书局既定的出版方向，仍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解读，是在专业出版基础上打造而成的满足市场需求的大众出版物。“出版需要选择，选择哪一类出版物作为出版主体提供给读者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拓展思路、解放思想的过程。”李岩说。
　　不过，出版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于丹火了一把之后，中华书局曾有编辑提出为草根相声演员郭德纲出书，但是，却被李岩等管理层否决了。在他看来，其时刚刚崭露头角的郭德纲尚未定型，还需要时间锤炼；而且，出于对产品线拓展延伸的把握，郭德纲尽管也是“名角”，却与中华书局风格不能契合。“出版社的步伐和轨迹要让读者完整而清晰地看到，要有一个清晰脉络，不能跨步太大，更不能‘飞’过去。比如，如果要出与相声相关的书籍，符合中华书局理念的做法应该是，先从研究整个相声历史的角度出发从名家大家做起，比如先做侯宝林大师的作品。这才是中华书局一直坚持的出版思路。”
　　李岩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之间虽有界限，但是仍存在一种内在契合度。“首先，中华书局的大众出版是围绕主业、核心竞争力进行的，选题方向和内容都在这一范围内，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总之，我们做的是相对高端的大众出版物。” 李岩的表白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诠释了“守正出新”内涵所在。

硬派出版 
　　毫无疑问，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不仅为出版界留下一个百年老店的原始基业，也为后代出版人留下很多仍然具有价值的出版理念。其中，关注国民教育和关注重视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原则延续至今，成为中华书局精神的内核。
　　出版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国际出版商协会前会长、著名出版商斯坦利?安文曾在其著作《出版概论》中剖析道，除了传承作品给公众以外，出版最主要的功能体现于对教育和文化的支持。李岩认为，陆费逵和斯坦利?安文一中一西两位出版大家在这一观点展现出惊人的相似；而纵观中华书局的发展史，即是以教科书起家、通过促进国民教育体现出版功能。
　　因此，李岩认为，此前曾掀起“国学热”的《正说历史书系清史系列》《于丹（论语）心得》等畅销书不仅仅增加了经济收益，它们抵制“戏说风”、弘扬国学，更体现了出版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李岩的设想中，中华书局将成立一个切入传统国学教育领域的新公司，生产带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化产品。据透露，中华书局正在制作一个教育部科研课题，打造一套从中学到大学的国学教育读本。“这套产品不同于目前面世的《中华经典藏书》，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著作。”李岩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关注国民教育，提升整体国民素质。
　　李岩表示，陆费逵的出版理念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华书局：一方面，敢于出奇制胜，敢于创新，另一方面，又重视出版的文化积累功能，出版精品书和传世之作，比如由陆费逵倡导出版的《辞海》《中华大字典》《饮冰室历史合集》等。“在他的理念中，对于出版的理解或体会非常深入。他是要把出版物做成精品，做传世之作。这一点一直值得我们学习。” 李岩说。
　　近年，李岩不只一次提到“硬派出版”这一新观点。在李岩眼中，在国际出版界，创立于1913年的日本名社——岩波书店便是硬派出版的杰出代表。这家出版社坚持弘扬精英文化，始终秉承其创始人岩波茂雄先生的理念，以传达文化为己任，创造出的“岩波文化”被赞为“代表日本文化”，以“有良心的硬派出版社”之名享誉世界。
　　李岩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如果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即便没有商业竞争力，出版人也应该推广于大众。正是在这种理念之下，中华书局在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的2005年顶住各种压力咬牙接下皇皇2500万字《顾颉刚全集》，并于2010年推出。这种不唯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硬派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特色之一。
　　“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华书局的声誉和地位，它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或者品牌最核心的部分。特别是经过百年历史，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一点，把它放在第一位，绝不放弃。我成为中华书局负责掌门人后，这一意识更加清晰，通俗来说，就是出版的图书不能跌份儿。所以，我们保证图书的品质品位，对读者负责，也绝不趋炎附势。”李岩说。
　　李岩坦言，目前出版大环境难免有几分浮躁。作为出版人，他依然非常羡慕像岩波书店那样的出版社，可以把《岩波文库》那样有影响力的丛书坚持做几十年。“它代表着文化传承的深刻含义，代表着对一个民族和对所从事行业的责任与使命。只有内心真正坚强、强大，才能做到这一点。” 李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