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商报》：中华书局：百年的光荣与梦想

郑杨

在这个“浅阅读”的时代，当大家都捧着手机和平板电脑刷微博的时候，中华书局这家百年老店还在出版着那些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这是因为中华书局仍在坚守着一个信念，如同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在100 年前说的那样：“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1912 年1月1 日,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这个年仅26 岁的青年在动荡飘摇的上海滩创办了中华书局。那时，也许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当初只有数十人的小书局能够经历百年风雨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百年来中华书局始终坚守“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的出版理念，用3 万多种出版物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建构与精神世界。一百年的风云变幻，几代人的传承与坚守，这其中有多少曲折值得回味，又有多少辉煌值得记取。回望这跌宕起伏的百年历程，中华书局辉煌岁月永远留存人们的记忆中。

 

教科书革命：陆费逵创立中华书局

　　陆费逵，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浙江桐乡人，1886 年9 月17 日出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本是浙江桐乡的文化世家，陆费逵的太高祖曾在乾隆年间担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少年时期的陆费逵基本没有进过学堂，全靠父母教育和自学。1889 年戊戌变法之后，陆费逵开始阅读《时务报》等刊物，并由此受到新思想的影响，1908 年，商务印书馆高管高梦旦慧眼识才，举荐他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势造英雄。当时年仅22 岁的陆费逵就已经展现出一个出版天才的潜力。
　　1910 年，革命之火蓄势待发。当时，为数不多的新的出版机构主要出版业务是教科书，但是在教科书改革方面没有立即反应，这给了陆费逵一个横空出世的机会。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陆费逵就约集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共议组织中华书局”并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1912 年1 月1日，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之时，中华书局也选择同日而生，陆费逵任局长，戴克敦和陈寅分别任编辑长和事务长。
　　1912 年1 月19 日，南京临时政府及时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适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有各该书局自行修改。”面对这条规定，各大书局大多措手不及，从上到下一片慌乱。而陆费逵却很快“遵教育部通令”出版了《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一时间，上海中华书局总部的门槛都差点被踏平了。“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这次教科书革命让中华书局成为近代出版业史上的一匹黑马。
　　1912 年初创时，中华书局全部事务、编辑、业务人员加起来不过数十人，于是在福州路租下店面三间，印刷所另设。不到一年，中华书局就因为业务发展快而扩张。陆费逵常与同事共起居共操作，打成一片。他对公司同人，不论公私信件均以某兄或某弟自称，同事也多叫他伯鸿先生而非总经理，甚至因陆费逵头大而戏称他为“大头先生”，书局上下精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曾主持《辞海》编撰工作、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的舒新城说，他到中华书局之前，无论教师、校长，还是其他职员，每每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只怪自己不会适应环境。然而，到中华书局之后，虽然事务更加繁忙，但这里的人给予了他更多的容忍，增添了安全感。

 

“民六危机”:在动荡中前行
　　在陆费逵的领导下，中华书局日渐壮大，成为和商务印书馆比肩的出版业巨头。在当时政局动荡的背景下，出版业的生存状况十分艰难。陆费逵一方面希望能够通过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建立更强大的出版帝国，一方面也希望能因此消解彼此间的激烈竞争，避免两败俱伤。1914 年10 月，中华书局在第13 次董事局会议上正式商议了合并的可能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得到的回复却是“兹事体大，只能渐进”，一时难以达成。于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最终形成了两强并立的格局。

    中华书局总店，1916年落成

 

1917 年，中华书局为了扩张和发展，耗资80 万元以上，而厂店迁移又导致停工两个月，损失甚巨。同时，国内外局势的动荡、同业竞争、管理不济而造成的私挪公款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华书局一时入不敷出，资金周转不继，连陆费逵也因债务问题被警方扣押。因这一切发生在民国六年，因此中华书局的人都称之为“民六危机”。对中华书局来说，那是一场严酷的寒冬。从12 月19 日到26 日，中华书局4 次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应对方案——最终，大家决定要尽全力保住“中华书局”这块招牌，中华书局的股东们先后垫资数十万元，在之后的十多年中解决了中华书局生产所需的资金，保证了重点书籍的出版。就拿梁启超的著作集来说，除了1916 年版的《饮冰室全集》，中华书局还出版了1926 年的梁廷灿《饮冰室文集》乙丑重编版共80册，以及1936年林志钧编的《饮冰室合集》共40册。而最后一版更是在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其家属和亲友委托林宰平重新编辑，不仅收录了之前集本中的政论、散文，还附有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系统地对梁启超一生的著述进行了全面编订。应该说，梁启超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当然凭借其笔锋常带情感、富有磁力的文章，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中华书局这一出版媒介。学者和出版者的唇齿相依造就了利益双赢，但最重要的还是促成了更多的流芳百世的佳著杰作，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此外，陆费逵还着力发展印刷力量，特别是1920年代平印工艺的发展和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归并，让中华书局重新进入辉煌时期。除印制本局的《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巨著外，还开始承接大宗印件，如为纪念《申报》五十周年而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全国地图集。

 

“人弃我取，乘时进用”:求贤若渴金灿然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的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按照老出版家、学者胡道静先生在《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中的说法，上世纪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出版工作规划作出指示：过去影响很大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块招牌还是应该保留，“顾名思义，中华就搞祖国古典……”1957 年，出版局决定将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1958 年2 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为其办事机构。齐燕铭任组长，金灿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步入崭新的阶段。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在1957 年的报告中，还提出“为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在北京大学开设一个专业学系”的建议。这项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1959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并在秋季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最高学府为一家出版社特别开设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史无前例。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77级毕业照   

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短缺，而学校培养，一时难解燃眉之急。中华书局为承担历史和人民赋予的新使命和责任，求贤若渴。特别是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果敢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建议，体现了一个以人民的事业为重的革命者的胸怀、气魄和胆识。
　　金灿然是曾就学于北京大学而后在延安革命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曾经帮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他始终保持着一位文化人的本色。金灿然平时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为人“实在”，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相处以诚相待，使人感到热情诚恳。提起金灿然，无论中华书局，还是学术机构，无论老专家还是青年学子，凡是接触过他的人，回忆起来都感念不已。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却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的具有整理古籍的专长，使用这部分力量来整理古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权衡，也有必要这样做，因此，他曾向有关领导提出过‘人弃我取’这一建议，调用当时被错划的确有一技之长的‘右派分子’，以及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来中华书局工作”。这种在今天看似寻常的做法，在当年的特殊社会氛围中却有可能被冠以“重才轻德”甚至是“立场错误”的罪名。在金灿然这种用人方针下集结来的专家，自然十分珍惜自己得人所用、能一展所长的机会，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年逾花甲的宋云彬经常工作至深夜十二点；杨伯峻在干校劳动仍无法忘情《春秋左传注》；陈乃乾身体不适应北方气候，但他毅然同意加盟中华，从上海调到北京时请求将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竟包了一节车皮。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至2011年底已编发至490期

　　金灿然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经历了1958 年的“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不断。在这几年里，他先后组织专家学者整理校点和出版了许多大型古籍，还编辑出版了一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诗文别集和丛书。还有当代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论著、古籍名著的注释和今译本以及通俗读物。中华书局前总编辑李侃回忆说：“金灿然主张要把中华书局办成一个学术部门，那时中华书局规模虽小，但学术气氛很浓，逐步熏陶培养出一些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如果说后来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小有收获，也是与书局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分不开的。后来我在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时，继续执行了这个办社思想。”（《我与中华书局》2002 年）中华书局的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不仅成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旗舰，而且也称得上是一个学术中心。先后聚集了一大批学者型出版家、编辑，章锡琛、孙人和、曾次亮、陈乃乾、马非百、宋云彬、马宗霍、张静庐、陆高谊、徐调孚、童第德、王仲闻、傅振伦、杨伯峻、周振甫、李侃、李赓序、赵守俨、沈玉成、褚斌杰、李思敬、王文锦、程毅中、傅璇琮等等，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众多大专家大学者的认同。

 

中华书局图书馆，最盛时藏书50多万册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
　　在古籍整理出版上，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关怀，范文澜、吴晗与金灿然认真筹划，中华书局组织实施并编辑出版。集中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二十年，排除干扰，圆满完成这一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对我国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

此事的缘起，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倡议，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进行。在1953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面告吴晗，要他与范文澜组织校点《资治通鉴》出版。该书于1956 年校点完成出书。蔡美彪在《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一书中回忆说“1958 年，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吴晗即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此事的指示。吴晗又提到主席对他说，送给他的《资治通鉴》精装本像是块砖头，要在床上看书，得练习举重(大意)。所以会议纪录上写入‘书籍装帧，力求简便’。范吴具名给毛主席的信中也因而再次呈报‘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尔后，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采用平装分册出版，即缘于此”。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整理，工程浩大而繁复，其中甘苦难以尽述。翠微路二号院和1971年后的王府井大街36号可谓大师云集、群贤毕至，谈笑有鸿儒，种种轶事佳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尤其是“文革”期间，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学问，更使这些出入“牛棚”的学者留下美好的回忆。像启功先生工余时还信笔挥毫，留下许多书与画。多年来，中华书局肩负起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使命，坚守着古籍整理事业的阵地。以《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校点整理为代表的古籍整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国榷》《明经世文编》《宋会要辑稿》《甲骨文合集》等大型图书的整理编纂、重要历史史料的征集汇编乃至历史普及读物的策划编辑，中华书局也以此奠定了在出版业中的鲜明特色和在学术界的历史地位，载誉海内外。

 

大地回春浴火凤凰
　　10年拨乱反正，万木复苏。怀着把耽误的十年补回来的时代激情，中华书局立即投入到古籍整理的事业中。20世纪70年代末，短短三年间，一大批如《全金元词》《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续资治通鉴长编》《诗文声律论稿》《诗词格律》《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国历史纪年表》《清史档案资料丛编》《民国人物传》，宋史、元史、明史的“纪事本末”《古本小说丛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等重要典籍、论著以及众多学术丛刊、汇刊面世；1980年出版新书就达137种，重印52 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华书局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繁忙中，中华人在思考，在努力，怎样发挥优势，多做工作。文化传承的使命和责任，使得中华书局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普及。
　　1980年代《文史知识》的创刊正是中华书局普及传统文化理念的产物，也是学术界的一件乐事。这份坚持“大专家写小文章”的刊物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特有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喜爱。前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回忆说“我很久以来就想另办一个知识性和学术性兼而有之的刊物。因此我主持书局编辑部以后，大约在1980年底，就把办刊物的想法对当时总编室主任的杨牧之同志讲了，他表示完全赞同，并表示愿具体负责。我又从文学编辑室借来黄克同志，此事很快就定下来。1981 年1 月，《文史知识》正式创刊，开始时是双月刊，一年后改为月刊。创刊当时，十分艰苦，连办公桌也没有，只得在五楼集体宿舍挤出一间屋子作为办公室。《文史知识》一出世，就受到文化界、学术界的欢迎和好评。”
　　《文史知识》如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程，一直坚持“准确、生动、有用”的办刊宗旨，也一直坚持组织或参与社会文化公益活动的优良传统。在《文史知识》30年总目中，可以看到季羡林、周一良、钟敬文、程千帆、戴逸、李学勤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的名字，他们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深入浅出地评述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和读者的喜欢。杂志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新中国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多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和大学教材。

 

守正出新迎接挑战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家合影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中华书局“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进行阐述。简言之，守正，就是坚守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主业，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和方向；出新，就是在守住主业的同时，打造一大批超级畅销的中国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不断地创新、发展中华书局品牌。经过近十年的践行，“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已深入中华人的内心，成为他们策划选题、开拓市场的基本原则，而且随着中华局畅销产品的不断推出，这一理念在行业内的影响也日益深远。
　　几十年来，在人们眼中，中华书局和古籍整理，两个概念密不可分，中华人也以古籍整理为己任、为自豪。但是进入20 世纪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代要求图书出版不仅要保证社会效益，同时也要追求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在重新洗牌，竞争中一些出版社壮大起来。面对市场，面对竞争，以专业出版为特色的中华书局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由于投入大、周期长、读者面窄，销售时间长等因素面临窘境，而非专业出版社也将触角伸向古籍出版领域，使原本狭小的古籍图书市场显得更加拥挤；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纸质出版业在多媒体化的冲击下呈现萎缩的趋势。市场的喧嚣，使中华书局一个时期里感到迷惘困惑，以至无法适应而陷入困境，生产规模日渐萎缩，社会影响力也在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是新的挑战，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代表之一中华书局必须做出抉择。守正的基础上，还应当出新。中华书局开始了探索尝试，希望通过转变观念，通过自己的努力，调整图书结构，进行图书板块的扩容，在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在竞争中重现往日的辉煌。
　　2003年底，中华书局成立了市场部，调研阅读需求，选择图书选题的突破方向，探索市场化运作的机制。经过市场考察、思考研究，陆续创设了大众图书分社、基础图书分社和新阅读分社，鼓励选题创新，为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出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2004 年，针对当时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泛滥的情况，中华书局计划出版一系列历史的普及读物，以便让普通读者了解历史真相。适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播出，一位年轻编辑迅速联系主讲人阎崇年先生，取得作者与中央电视台的支持。《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上市，迄今销售55 万多册。藉着该书热销之机，中华书局迅速策划出版了系列“正说”历史图书，引领了当时图书市场的“正说”风潮。

《于丹〈论语〉心得》首发现场   

2006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讲授《论语》，引起广泛关注。中华书局敏锐地预感到，“论语热”必将把“国学热”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迅速组织了团队进行全程运作。2006 年11 月，《于丹〈论语〉心得》正式出版。首发当日，即创造了中国出版界奇迹——当日销售12600册，于丹签名持续10 小时。发行首月，销售126 万册，随后一年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至今销售超过530万册。同时，中华书局积极推动海外版权输出，至今涉及28个语种，34个版本，覆盖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于丹〈论语〉心得》不仅成为国内的第一畅销书，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
　　成功带来的不仅是喜悦，更坚定了中华书局“以专业的精神出普及读物”的理念。此类图书如《国史十六讲》、《秦始皇的秘密》、“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姥姥语录》、《走向辉煌》、“书人书事系列”等的相继出版，改变了中华书局图书单纯“高”、“精”、“尖”而“曲高和寡”的局面，形象焕然一新。
　　从2003 年至2011 年，中华书局坚持“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以强烈的文化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摆脱了经济困境，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华书局的市场占有率和文化影响力得以持续扩大。在总结中华书局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华书局的历史使命和品牌定位，认清了发展方向，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华书局发展的道路。

 

结语

    一百年前，怀抱着“开启民智”理想的陆费逵先生创立了中华书局，他以自己的情操与格局为这所延续百年的出版重镇奠定了牢固的根基，并确定了它的个性与风骨。这些精神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程中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凝聚为“强毅、专一、求新、勇进”的出版信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贯穿与百年的发展中。回望过去的一百年，中华书局与中国的文化精神一直紧密相连，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华人的努力，一部又一部华章巨典的熏染，这个名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建构与精神世界。中华书局也将根基深深驻扎于中华五千年文化中，把这百年间的辉煌作为背景和阶梯，向着新的百年，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