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商报》：传统文化夯实基础守正出新拓宽外延——中华书局图书结构布局解读与展望

■商报记者 李鲆

中华书局图书结构布局三大板块

 

  

当今出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文化产业在未来十年将以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发展。出版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对着新的考验。
　　作为一家传统、专业的出版社，中华书局怎样面对新的出版环境，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扩大市场份额？中华人给出了响亮的答案：
　　守正出新。
　　——守正，即守住中华书局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书局形成了自己古籍学术的优势品牌，这个品牌在国内和华文圈的认同度较高；而编辑加工整理古代典籍经典的能力，则是中华书局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怎样变革，都应该围绕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做文章，而不应该脱离这个根本。
　　——出新，即有新思路，新方向，在创新中求发展。面向市场，面向读者，在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将传统文化面向大众市场进行开拓，让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扩展图书的选题范围，走出新的路子。
　　守正出新，是中华人在探索中得出的结论，是新条件下中华人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中华书局由传统专业出版社艰难转型，迈向新的辉煌的必由之路。以“守正出新”为指导思想，中华书局守住优势基础，向相关、相近领域拓展，逐步构建了以古籍学术为基石、以大众读物为尖兵、以基础读物为桥梁的三大出版板块，形成了良性互动、互相推进的产品格局。图书品种和发货码洋每年都有很大增长，拥有了十多条强势的产品线，受到了专家学者、大众读者以及书店的普遍欢迎，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2005 年，中华书局发货码洋首次突破1 亿；2009 年，发货码洋达到2.45 亿；2010 年，发码洋达到3.05 亿；2011 年，发货码洋达到3.72 亿。
　　大众读物、基础读物由无到有，实现飞速增长，2011 年分别达到7472 万和7864 万发货码洋；与此同时，古籍学术类图书的销售码洋也再创新高，达到了1.55 亿码洋，较2010年的1.17 亿增长3800 万码洋。

 

  古籍学术：提升品牌效应与核心竞争力

  

点校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总编辑 徐俊

 

如果把中华书局的产品板块看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古籍学术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基石。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告诉记者，1958 年后，中华书局最初的发展方向是服务学术的专业古籍出版社，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为宗旨。这个宗旨，使中华书局成为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出版的重镇，在出版界、文化界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拥有了强势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2002 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立。中华书局作为集团成员单位，调整了发展战略方向：集中精力加强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在恢复维护传统品牌、巩固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扩展图书的选题范围。

 

古籍整理渐入佳境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各种珍贵典籍浩如烟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建设应该吸收历代和当下最先进的文化，积累起来，总和而成为一个体系。中华书局肩负古代文献整理出版的特殊责任，出版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是中华书局的责任。
　　上世纪50 至70 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与《清史稿》，这是一项经文史界百位专家精心组织、齐心合力、付出艰辛努力而完成的一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经过几十年使用实践的检验，学界公认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好、最权威的正史整理本。但时代和条件的局限，在点校编辑方面仍然有不无遗憾之处。2006 年，中华书局提出启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程，立刻引起了史学界、文献学界广泛而积极的响应，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温家宝总理对修订工程先后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对古籍出版事业要予以重视和支持。”“致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努力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水平。”该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中国出版集团“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并被新闻出版总署纳入国家出版基金管理。
　　在实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同时，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方面不断加大出版力度。《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琴曲集成》等一部部重要古籍陆续面世。这些古籍文献的出版，往往经过了数十年的整理、编辑、出版过程，“十年磨一剑”，也正是中华书局绵延不断的韧性和文化担当的体现。2010 年，随着《吕氏春秋集释》的出版，“新编诸子集成”这套对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丛书历时30 年终于出齐，楼宇烈、钟肇鹏、高明、孙钦善、李零等著名学者纷纷表示祝贺。“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中华国学文库”、“马王堆简帛文献集成”等等新的大型古籍的整理、出版也相继展开。

学术优势重新显现
　　学术出版一直是中华书局的特色和品牌之一。当年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指定中华书局出版被传为佳话。中华书局近年来的学术出版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有集成性质的知名学者、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注重其文化积累价值。二是当今学术最前沿的研究著作，关注最新学术动态。三是致力于扶植、支持年轻学者的研究。给年轻学者提供出版发表的园地。
　　2003 年底，中华书局开始筹划20 世纪学术总结文献的出版，尤其注重整理出版现当代学术大师和重要学者的文集，恢复出版“现代史学家文丛”，陆续出版了《岑仲勉著作集》《陈梦家著作集》《黄侃文集》《孟森著作集》《孙楷第文集》《童书业文集》《余嘉锡文集》《摹庐丛著》《唐长孺文集》《阴法鲁文集》《王锺翰清史论集》《何兹全文集》《张政烺文史论集》《王毓铨史论集》等，以及海外学者王伊同、杨勇、严耕望、王叔岷等人的代表著作。尤其是2010 年，《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实现了顾先生的遗愿，也为研究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素材，意义十分深远，在学界引发极大好评。
　　顾颉刚先生生前说有三部书亟需整理出版，这就是吴燕绍著《清代蒙藏回部典汇》、钱海岳著《南明史》和孟森著《明元清系通纪》，如今都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人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齐心协力，使中华书局的学术优势重新显现，中华书局的品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让关爱这个老品牌的学者欣喜安慰。
　　除了出版老一辈学人的学术精华，中华书局还加强了与学术界的联系，尤其是与学界中青年学术骨干的联系，有计划地遴选并出版当前最优秀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如《兵以诈立》（李零著）、《服周之冕》（阎步克著）、《从混沌到秩序》（唐晓峰著）、《烽火与流星》（田晓菲著）、《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之交叉研究》（袁行霈著）、《宅兹中国》（葛兆光著）、《现代中国的历程》（黄仁宇著）、《奢华之色》（扬之水著）等，延续了学界与中华书局的“中华情”，也展现了中华书局的实力和风采。
　　1971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民国史研究被列入国家出版规划。20 世纪80 年代，当《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时，曾经引起我国台湾学者的关注。近30 年来，有关国共关系的档案不断披露，两岸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从交流到逐步相互理解。
　　2011 年，皇皇36 册《中华民国史》终于完整面世，成为中华书局与近代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最佳献礼，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大众读物：步入市场的排头兵

　　出版精良、优秀的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是中华书局的传统，是中华书局的安身立命之本。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精华，还得下大气力做好普及工作。守正的基础上，还应当出新。
　　中华书局开始关注如何发挥优势，面向市场，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在积极探索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打开思路，探索大众普及类图书的出版之路。2003 年底，中华书局成立了市场部，调研阅读需求，选择图书选题的突破方向，探索市场化运作的机制。经过市场考察、思考研究，陆续创设了大众图书分社、基础图书分社和新阅读分社，鼓励选题创新，为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出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中华书局大众分社社长 宋志军

　　中华书局大众分社社长宋志军说，中华书局的大众读物出版，最初是与“百坛讲坛”合作推出的。在新一轮的“国学热”中，中华书局既是获益者，又是推动者。这些书让中华书局拥有制作畅销书的经验，也有了宝贵的市场意识和市场经验，更多地在原来的产品格局上，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正说”历史图书与“论语热”
　　2004 年，针对当时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泛滥的情况，中华书局计划出版一系列历史的普及读物，以便让普通读者了解历史真相。
　　适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播出，一位年轻编辑迅速联系了主讲人阎崇年先生，取得作者与中央电视台的支持。《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上市，迄今销售55 万多册。藉该书热销之机，中华书局迅速策划出版了系列“正说”历史图书，引领了当时图书市场的“正说”风潮。
　　2006 年10 月，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讲授《论语》，引起广泛关注。中华书局敏锐地预感到，“论语热”必将把“国学热”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迅速组织了团队进行全程运作。2006 年11 月，《于丹〈论语〉心得》正式出版。首发当日，即创造了中国出版界奇迹——当日销售12600 册，于丹签名持续10 小时。发行首月，销售126万册，随后一年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至今销售超过530 万册。同时，中华书局积极推动海外版权输出，至今涉及28 个语种，34 个版本，覆盖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于丹〈论语〉心得》不仅成为国内的第一畅销书，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

学术普及与特别策划
　　大众读物的另一个重点是学术普及书。人文类的图书是中华书局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也是最被读者最关注的板块。20 世纪80 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曾影响了一代读书人和学术研究。2011 年，黄仁宇的《现代中国的历程》出版，像《万历十五年》一样，这本书既有其学术价值，又不是纯粹的象牙塔内的著作，在学术界、文化界和读书界，都引发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国史十六讲》、《秦始皇的秘密》、“马未都说收藏”系列、《走向辉煌》、“书人书事”系列等的相继出版，改变了中华书局图书单纯“高”、“精”、“尖”而“曲高和寡”的局面，形象焕然一新。
　　2010 年1 月，中华书局还特别策划出版了《月读——干部经典读本》。《月读》杂志精选古今中外经典名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帮助党政干部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执政能力。由于该杂志富有创意，以党政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提供了丰富、优良的传统文化内容，得到了广大领导干部的高度认可。

 

 

基础读物：一鱼多吃带来新的增长点

  

中华书局基础图书分社社长 王军

 

基本典籍的普及，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时代赋予中华书局的使命。向大众解读评说传统经典固然必须，但引导公众直接阅读经典原著则更为重要。中华书局认真研究非专业读者对传统经典的需求和阅读习惯，以整理古籍的严谨态度、创新的精神陆续推出传统经典的普及读物。这部分出版也成为联接古籍学术与大众出版的桥梁，成为中华书局新的增长点。

依托品牌深度挖掘
　　中华书局基础图书分社社长王军告诉记者，在中华书局的出版布局中，古籍学术是基石，大众读物是尖端，而在这两者之间，缺乏一个相应的桥梁与纽带。基础读物就应运而生。由于丹和易中天起，读者开始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但中华书局此前出版的竖排、繁体专业书籍，又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基础读物，就是将专业的典籍化为较为轻松、简明的读物，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王军把基础读物出版形象地比作“一鱼多吃”：中华书局的古籍研究是鱼，针对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将这条鱼清蒸、红烧、油炸，做成不同的佳肴。
　　读者对经典图书的需要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所以出版经典图书，不能只用一个模式。中华书局出版基础读物，会针对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的读者，推出不同的版本，有的图书甚至会有七八个、十几个不同的版本。比如针对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推出文白对照版本，针对老年、低幼读者推出大字版本，针对层次较高读者推出“三全”版本等，读者无论是要泛读、精研，还是要收藏，都可以有不同版本。

形成多条强势产品线

  

中华经典藏书

　　“中华经典藏书”。从2006 年开始到2010 年完成全套50 种图书的出版，涵括《论语》《庄子》《诗经》《史记》《黄帝内经》《金刚经·心经》等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必备之书，一举在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系列。“中华经典藏书”定位为家庭基本藏书，因是节本，相对也比较浅显。应读者要求，从2010 年开始，中华书局又推出了三全本，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去年销售码洋已经实现1000万，并被列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系列。从2007 年开始操作，左边一页是原文，右边一页是白话翻译，做到一一对应、文白对照。这套书也是中华书局重要的产品线，每年码洋数近1000 万。
　　“中华养生经典”系列。从中华传统典籍里，选取了一部分养生典籍，包括《东坡养生集》《黄帝内经》等，请中医界有实力的人物来讲解，出版后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认可。
　　其他如“四大名著”普及本、“传世经典，文白对照”、“中华随笔经典”、“中华生活经典”、“中华思想经典”、“佛教十三经”等系列图书，都是“以专业的精神出普及读物”，市场定位明确，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一百年前，怀抱着“开启民智”理想的陆费逵先生创立了中华书局，他以自己的情操与格局为这所延续百年的出版重镇奠定了牢固的根基，并确定了它的个性与风骨。
　　面对新的形势，中华书局坚持“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以强烈的文化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摆脱了经济困境，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华书局的市场占有率和文化影响力得以持续扩大。在总结中华书局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华书局的历史使命和品牌定位，认清了发展方向，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华书局发展的道路。
　　中华书局作为中华学术思想的传承者，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优质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出版宗旨，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向全社会提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优质文化产品，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