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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同人不敏，窃愿尽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贡献，以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社会事业于万一，此则本报发行之职志也。——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1914~1916 年应聘中华书局编辑所，主编“时局小丛书”，出任中华书局创办的《大中华》月刊总撰述（订三年契约），1916年当选为董事。其著述所集《饮冰室合集》，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新城（舒新城）继续鼓励我修改旧作《六君子传》，并介绍我到中华图书馆借阅书刊，收集有关资料，以提高其质量。中华图书馆设在澳门路中华印刷厂楼上，所藏书报甚多，我去借阅时，管理人楼、陈诸公给了我很大的便利，深为感幸。《六君子传》脱稿后，我又继续前往收集资料，写成《督军团传》、《蒋百里传》等书，均承中华编辑所审阅出版。——陶菊隐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民国时期大牌记者。
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我们为着公司生存与教育文化的前途计，很不愿意迎合社会的弱点，作投机的事业。无论什么出版物，必得慎重考虑——我们经过慎重的工作，也有无裨实际的，这是我们的能力问题——所以一种系统的出版物，经过计划、集稿、整理、排校、发行种种手续，常需历时数年。——舒新城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著名出版家、教育家。1928年，应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
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审查并任责任编辑。童先生颇有中国学者的旧风度，认真而踏实，我后来到中华书局和他共事，相处甚得。这部书是我到兰州以后才出版的，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金灿然同志也因此受了批评。……我在兰州时间不到三年，忽然接到通知，调我回北京，到中华书局报到。兰州有人说：“有大学教授不当，去调到书局去卖书！”以为我再度被“贬谪”，这些人是对中华书局不了解，我也只好心中暗笑。——杨伯峻
杨伯峻（1909~1992）湖南长沙人。著名语言学家。
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同志，经常关心古典文献专业的教学工作，先后来校做学术报告，并和师生座谈，推动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华书局为专业调拨了大批图书资料，金灿然还通知我们到中国书店的书库里挑书，认为有用的，就挑出运回专业图书室，书款统由中华书局结算。此后，中华书局每出一种新书，都寄赠本专业图书室。中华书局还专为本专业教授备课、学生实习，提供条件。在其大力支持下，古典文献教研室组织了一些古籍整理实践活动。——阴法鲁
阴法鲁（1915~2002）山东肥城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编辑部去工作）我迎来了“文革”期间最稳定、最顺利、最舒心的一段时期。从1971年7月一直干到1977年，任务是校点“二十四史”，我的具体任务是校点《清史稿》。这时，我的人事关系虽然还在师大，但人已借调到中华书局，等于到了一个全新的单位，整个环境气氛相对宽松了许多。和我一起负责点校《清史稿》的还有刘大年、罗尔纲、孙毓棠、王锺翰等先生，其中刘大年先有事撤出，后罗尔纲、孙毓棠也因病离去，只有王锺翰和我坚持到最后。在我们接手之前，马宗霍等人已经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但遗留了很多的问题。在中华书局时期政治上比较宽松，使我在残酷的斗争年代得到暂时的缓解和喘息。——启功
启功（1912~2005）北京人。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
黄仁宇的为人所知，实事求是地说，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的。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虽说该书早已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本，但寻芳追迹，在东亚和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还恰是中华书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本开始的。
这一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从编辑部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花了三年有余的时间，这当然有当时的客观环境，但书籍总是一种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当时中华书局编辑部与著者合作，还有黄苗子先生周旋，用三年时间出这一精品，从时间观念放开来看，还是值得的。出版社能如此投入，反复阅改，这恐怕在那时才能做得到。——傅璇琮
傅璇琮（1933~ ）浙江宁波人。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等。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中华活页文选》的恢复出版，便是在全国人民对知识和文化的进一步渴求中下了一场好雨。中华书局此举实在是功德无量。——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09）山东临清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中华书局学术顾问。
出版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是我们中华书局的责任。要出经典，不要出次品、废品。现在有的出版物质量不高，不可信不可靠，对后人没有什么好处。中华书局要保持特色，发扬特长，还要继续充实，做起来有困难，但是还要做。肯定自己的长处，先站住，再扩大，一下子全面开花难。——任继愈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史学家。中华书局学术顾问。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
我觉得要有人能够写一本中华书局百年史，除了出过哪些书以外，还应该写哪些名人因为读中华书局的书成长起来的。因为文化界只要搞文史的，没有不读中华书局书的，都是主要的典籍。过去100 年，中国文化的建设创造、知识界的培养成长，都离不开中华书局。——冯其庸
冯其庸（1924~）江苏无锡人。著名红学家、文史家、古文化学家。
中华书局最突出的个性就是他的“体谅”，对作者和读者的体谅，能够跟学者有心灵之间的沟通。所以我感到我个人在学术上能做一点成绩，这是中华书局成全的结果。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华书局责无旁贷的。——袁行霈
袁行霈（1936~ ）江苏武进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主编。
我的家庭、我的好多老师都告诉我，读书要读最基本的书，不要好高骛远，不是找那些孤本、珍本。那最基本的文化典籍是什么？我们一找就找到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在推动古文字学科的组织和发展，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古文字研究者所不能忘记的。整个的学术研究工作，编辑出版是最后一个出口，它是整个学术工作不可缺少的最后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学者和出版社不是简单的甲方乙方的关系，一个好的编辑是参与整个学术研究工作的，中华书局就是这样。——李学勤
李学勤（1933~ ）北京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有中华书局在，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心里就能得一丝安慰，中华书局必须兴旺发达，这关乎国运。——王蒙
王蒙（1934～） 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枢轴时代”，就是从1894年到1911年，印刷出版对新知识的传播，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中华书局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同时推动了这个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被赋予出版古籍的任务，做古典中国文史哲学问的人，受赐于中华书局所出版的书是非常大的。——葛兆光
葛兆光（1950~ ）福建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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