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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商报》:中华书局:追寻百年品牌的价值

添加时间:2012-3-27 15:02:01查看

商报记者 铁军

 

 

在中国出版界如果要列出几个无法被替代的出版品牌,中华书局肯定是不能绕过去的。
  1949年之前,中华版教科书曾经培养了好几代新式人才,中华版《辞海》也成为众多学者案头的必备工具书。
  中华书局在出版质量上严格把关,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以至于许多学者把在中华书局出书视为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肯定——历史学家顾颉刚还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广大文艺青年的网络聚集地“豆瓣网”上,中华书局的爱好者专门成立了一个兴趣小组,讨论中华的书和与中华有关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到中华书局工作,只为能有机会浏览局里丰富的藏书。
  如今,中华书局迎来了她的百岁生日,而在下一个百年开始之际,我们不禁要追问:现如今,中华书局这个品牌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

 


做有担当的出版
  回顾中华书局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中华”的发展是何等的息息相关。
  中华书局的诞生,与新式中小学教科书的诞生同步。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当时只有25岁的陆费逵从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任上离职,联合一批有教育救国思想的同志,编写并出版了以民主共和为旨归的新教科书“中华教科书”。由于这是清朝覆灭后的第一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新版教科书,因此出版后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量订单,而与这套教科书同步面世的中华书局,在当时也因此成为新式教育的代名词。
  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华书局努力寻求着商业与文化使命之间的平衡点。而衡量一个出版品是否有出版价值的,首先是其与社会进步、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如何,否则即便市场前景再好也绝不出版。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书局作为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历时20年组织编纂出版了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工具书《辞海》,这个项目仅主编就先后换了4任,参与编写者多达100余人。全书词条总数在10万条以上,总字数约800万字,规模空前。这部工具书因其收词严谨、解释准确、体例精当、校印精审,出版后迅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1999年,已经“易主”的新《辞海》在旧版《辞海》的基础上修订出版,而60多年前中华书局为此所付出的辛劳,已经成为出版界的一段佳话。
  作为古籍整理和出版的专业社,中华书局形成了对出版品精审细校的优良传统,中华版整理古籍也几乎成了古书的代名词。无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还是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完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都以其精良的质量和高超的水准,使海内外读者对中华版古籍心悦诚服。这种精神延续至今,成为中华书局的一种内在风格。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经中美两地的编者、作者反复阅看,字字润色,从接稿到出版,历时3年。慢工出细活,该书初版27500册,迅速销售一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寻找老中华与新时代的契合
  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出版于2006年,这本首印20万册的书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时创下9小时签售1万册的纪录,至今累计卖出了530万册,成为国内当仁不让的第一畅销书。这本书在获得商业上的极大成功的同时,也一度让中华书局的出版定位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出了超级畅销大众读物的中华书局,还是那个中华书局吗?
  回溯到2003年,中华书局此前的多元化出版探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改革成果,经营状况不佳,全局一片迷茫。就是在这一年冬天,中华书局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学者代表袁行霈先生对于中华书局的发展提出四个字——守正出新。就是这四个字,让总经理李岩和他带领的中华书局领导班子茅塞顿开。“当时中华书局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走差异化战略,做最擅长的东西,所以我们集中做减法,缩减掉枝蔓的东西,凸显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于是,他们将原有的14条产品线砍到4条,主攻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四大板块。并以此为中心加大市场化的步伐,2004年1月成立了第一个市场部,当年3月又成立了3个工作室。
  锐意改革的朝气加上良好的出版机遇,为中华书局的再度腾飞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当时一股传统文化热随着《百家讲坛》的热播而在全国升温,中华书局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信号,积极与阎崇年等主讲人联系,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第一版5000册在几天内就销售一空,至今销量累计达50万册。在这本书之后,中华书局认识到历史普及性读物市场广阔,因此更加大了市场投入,《正说明朝十六帝》等10本“正说”历史系列迅速问世,读者反应强烈。2006年,中华书局的发货码洋超过了1.8亿元,一举摆脱困境。
  这些年在大力挖掘畅销书的同时,中华书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和学术界的联系,规划了“中华学术文库”等项目,一批中青年学者的优秀作品,如李零的《兵以诈立》、阎步克的《服周之冕》、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葛兆光的《宅兹中国》等的出版,都延续了中华书局一贯的学术出版传统,也展现了中华书局的实力与风采。2011年,历时30年编撰的皇皇36册《中华民国史》完整面世,成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磅献礼,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立足于传统文化做经典普及,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开发新的经典读本和大众历史文化读物,这是对中华书局经营状况和出版能力进行充分估量之后选择的一条市场化道路,也是对老中华出版传统深入领会之下的创新性继承——这应该就是“守正出新”的最好阐释。
  

 

新百年的路怎么走?

创立于1913年的日本出版社——岩波书店——至今仍秉承其创始人岩波茂雄的理念,以传达文化为己任,被称为“有良心的硬派出版社”,并因这种坚持弘扬精英文化的立场而扬名世界出版界。李岩对于这种出版理念一直赞赏有加,并认为同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所代表的精神传统不谋而合,也是对“守正出新”这一理念的另一种阐发。
  基于这种认识,中华书局的“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也就在“守正出新”,着眼于中华书局品牌在文化产业上的延伸与拓展。
  在传统国学教育培训方面,中华书局将利用丰富的作者资源,组织包括《百家讲坛》主讲人在内的专家到各地开展文化讲座。在机构建设方面,中华书局将恢复分局建设,以重现中华书局全国分局一度达40余家的辉煌历史,并将选题组稿和营销推广与此相结合。在数字化建设方面,中华书局计划一方面做好古籍语料库和学术著作数字平台的建设,一方面和数字出版的开发商、技术商合作,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内容资源。李岩表示,在更远的未来,中华书局还将围绕传统纸质图书出版,进行纵深化的产业链拓展,最终形成立体、复合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模式。
  今年2月7日,李岩作为文化界代表之一走进中南海,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代表座谈会,并当面向总理提出了三点建议,希望能够提倡阅读风尚,提升全民人文素养。在李岩看来,在坚持“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突出人文科学,达致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的融合,这同样也是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出版业的使命所在。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给中华书局百年的寄语中写道:“积德百年,而后礼乐可兴……以下百年,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相融合,必将由返本而开新。中华书局之任益重而道益远,其未来之辉煌贡献举世皆伫以待之,可断言也。”已经坚守了一百年的中华书局,仍将坚守下一个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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