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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一百年，现在，中华书局迎来了百岁诞辰。
很多研习文史哲的读者，对中华书局都感情深厚。著名学者葛兆光形容自己的书房“环堵半是中华书”，绝不是溢美之词。从大处说，中华书局为继承中华优秀文化贡献巨大，余英时曾言：“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有功焉。”从小处说，中华书局百年来普及经典、开启民智，为普罗大众提供了可口的心灵鸡汤。新世纪以来，中华书局守正出新，在开掘其原有学术资源基础上，大众出版风生水起，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影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你未必了解的中华书局
很多读中华书局古籍、自认为“了解”中华书局的人未必真正了解她。
在近期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上，中华书局曾经的历史令记者大开眼界。
不曾想到，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版教科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2年元旦，25岁的陆费逵在上海创建中华书局，此后不久的1月1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颁布施行，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要求新的教科书要“合乎共和民国宗旨”。
陆费逵敏锐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这是中华书局发展的机遇，更是化育一个崭新中华的机遇。2月23日，中华书局即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一则《中华书局宣言书》，其中明确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
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教科书迅速问世，成为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
不过可惜的是，这批最早的教科书今天已少有人能看到。在纪念中华书局百年诞辰之际，著名学者白化文先生很遗憾地指出：“即以陆费逵先生等人编写的那一套中华民国第一套教科书而言，其中某些（例如国文）如果能重印，让大家看看，也是满好的呀！建议：趁此中华百龄纪念良机，派人到那里看看，发掘点出来，也是好的。以往只编目录，见目不见书，稍觉遗憾。”
不曾想到，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家大型的综合性出版机构，曾出版过一些内容非常现代的书籍。
由于在教科书领域的成功，中华书局很快发展成为当时全国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出版社，聚集和吸纳了大批优秀人才，教育、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图书迅速崛起。在中华书局的董事中，不乏梁启超、于右任、孔祥熙、杜月笙这样民国时期各个行业响当当的人物。
在中华书局早期的出版物中，有《四部备要》《中华大字典》《辞海》这样大工程的丛书、辞书，有翻译出版的各国《童话集》系列，有《景德镇瓷器史》这样工艺方面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引起了记者的特别注意，那是出版于1929年的《摄影初步》。在当时，摄影无疑是既现代又前沿的学科门类。作者是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他同时还是民国时期摄影艺术的率先倡导者和实践者。《摄影初步》是舒新城的摄影理论著作，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摄影方面的相关知识，受到了当时众多摄影爱好者的好评，十年间多次再版。
这一时期，中华书局还出版过《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当时没有电视，这样的书在当时产生的效应，大约和现在美剧在年轻人中的影响相似。据中华书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中华书局将推出新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并会配上老版中的一册仿制本。
不曾想到，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就注重期刊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早期的“八大杂志”。
民国时期，期刊是思想最为活跃的阵地之一。1912年创立之初，中华书局就创办了《中华教育界》，并于1914年聘请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月刊，所刊时政文章抨击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在当时享有盛誉。“九一八”后，中华书局又策划出版《新中华》月刊，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抵御外侮。
中华书局创办的杂志力主“有益时代精神之养成”，先后有24种发行全国，且内容涵盖极广，在早期形成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妇女界》等“八大杂志”。
不曾想到，中华书局在当时已拥有了领先的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当时拥有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印制的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
1935年，中华书局位于上海市澳门路477号的新印刷厂竣工，徐悲鸿特画巨幅奔马，题曰“日进无疆”，祝贺新厂建成。
由于具有高超的制版印刷技术和精良的设备，中华书局得以参与国民政府钞票的印制，这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华书局主要经济来源。
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编辑出版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图为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合影。姓名标注为启功先生亲笔。
为往圣继绝学
1912年到1954年被称之为中华书局的上海时期，也叫私营时期。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逐步跟着新中国的历史前行，参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54年正式公私合营，总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1957年12月15日，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写了一个报告，提议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提出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小组成员名单。这19人分别是：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规划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网罗了当时国内社会科学文、史、哲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
1958年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式把中华书局作为小组的办事机构，从这时开始中华书局正式被确认为国家的专业古籍出版社，业务就是整理古籍，同时出版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高水平的普及读物。这其中，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编辑出版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58年7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接到毛主席指示后，吴晗、范文澜研究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为了加强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中宣部还要求从全国各大专院校借调一批专家来中华书局。1958年底，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齐燕铭、翦伯赞与高等教育部联系，决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置古典文献专业，由魏建功担任主持，培养古籍整理出版的专门人才。
历时20年完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正因为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的贯彻，所以当时才可能在全国用红头文件调动了100多位专家到中华书局工作，这是现在不会再出现的现象，它有国家意志在里面，从而间接地提升了中华书局的地位。”谈到这段历史，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这样说。
借助雄厚的专家基础，中华书局出版策划了许多大型项目：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新编诸子集成、清人十三经注疏等，在整理出版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成绩卓然，为文化学术界提供了基本典籍。这也造成了众多文史哲研究者的书房“环堵半是中华书”的现象。
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承担古籍规划任务的只有三家，包括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及人民文学古典文学编辑室，中华书局同时又是全国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地位特殊。“文革”后，各个地方人民出版社里相关文史编辑室分出来成立了十余家古籍出版社，这时中华书局已成为他们的旗帜。
守正出新兼顾大众
中华书局的金字招牌是在专业出版领域树立起来的。但新世纪以来，在大众出版领域，中华书局收获颇丰，一套“正说历史”系列，一本《于丹〈论语〉心得》，为国学热推波助澜，也使中华书局打开了人文出版领域的新局面。
其实中华书局早就有大众出版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前有中华版教科书，到上世纪60年代则有吴晗倡议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吴晗要求小丛书每月至少出一本，还提倡编委写稿，他自告奋勇，带头写了《海瑞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内容显得陈旧，销路变得越来越差。中华书局的经营也一度面临着困境。于是就有了过年时同在一栋大楼里的商务印书馆发苹果、中华书局发萝卜的说法。
2002年，中华书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的一员，开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试点。2003年中华书局在北大召开了“弘扬传统 重塑品牌”的小型座谈会，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提出“守正出新”的口号：“守正”是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把传统的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做好，“出新”就是认认真真地满足市场要求，让更多的读者来享受高水平的学术文化成果。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2004年，中华书局推出了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作为尝试，首印只有5000册。没想到在国庆期间的地坛书市上，短短5天内就销售完了。之后，中华书局接着做了一系列的“正说历史”书系，即正说汉朝、唐朝、宋朝、元明等，约了一批相对年轻的作者做了12本书，这12本书形成了一定的出版规模，也给中华书局带来了很大的信心。2006年11月，中华书局又推出《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的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输出海外版权28个语种33个版本，创造了业界奇迹。这一现象被媒体形象地称为老树开繁花。
现在，“守正出新”已成为中华书局的局训。
回顾历史，为的是更好地出发。读者心中有中华书局，是因她在中国出版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因为她为开启民智创一代新风，因为她组织几代学者整理出版中华经典。100年成就了中国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但100年对于一个出版机构并不算长，曾经的努力、曾经的坎坷，正是一个生命蹒跚学步、积累成长力量的过程。
百年中华，风华正茂。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总店
中华书局百年大庆
□ 钟振振
一九一二元月日，中华民国甫开国。
即有飞电海上来，中华书局亦成立。
时当战尘落地初，鼎革志业费踌躇。
百废待兴孰先务？开局急编教科书。
民国民国民之国，苟无新民国不国。
莫嗤孺子不可教，新国民自童蒙出。
更将书刊化成人，庖羞水陆胪八珍。
国粹四部备其要，西译鲁索达尔文。
三十七年经营苦，抗战播迁艰难数。
孤岛独木犹枝梧，港渝众志共撑拄。
自古多难能兴邦，衅血浴火起凤凰。
折冲不惟长城固，且恃文明阵堂堂。
书局同仁与有力，事功可歌复可泣。
今修中华出版史，此当大书擩染笔。
一从乾坤旋转后，北上京华归国有。
古籍专营文史哲，国学前路瞻马首。
比来将及六十春，煌煌巨制眩眼新。
二十四史点勘遍，百宋千元未足尊。
我自负笈食饩廪，弱水三千一瓢饮。
固以诗词为专攻，岂敢他部废作枕？
俭腹向人颜须汗，幸有一事稍可赞。
插架万卷油墨香，版本中华居泰半。
仍有一事以为荣，交结书局老中青。
卅载递相为师友，忘年尔汝惜惺惺。
作者编者胶与漆，欣逢局庆寿满百。
吮毫冥搜祝嘏词，烟篆书空忽有得。
平生嗜烟等嗜痂，耽书忧国两无差。
剽他烟草广告语：爱我中华爱中华！
出版轶事
《万历十五年》：润色之功不可没
《万历十五年》文字不多，但用时3年才得以出版，背后有个小故事。黄仁宇最初是用英文写的《万历十五年》，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后来，又由他自己翻译成了中文。由于30多年的国外生活，黄仁宇对中文已经有些生疏了，他寄来的中文稿里有很多语法不规范的地方，谴词造句上难免有不少难懂之处。后来，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请来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帮忙给稿子润色。
编辑部当时的意见是“尽量地按照作者的行文规则进行润色，不进行较大删改”。沈玉成每修改完一章就交给编辑部，再由编辑转寄给黄仁宇，黄仁宇修改认可后再寄回来，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章一章地润色修改。在来往了许多书信后，直到1981年6月，《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才基本定稿。黄仁宇对沈玉成的修改稿是满意的，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幸经润色修改，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
《管锥编》：“小扣辄发大鸣”
中华书局很多资深编辑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管锥编》初稿写定不久，钱钟书先生就请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看稿，并要求提点意见。关于这件事，钱先生以“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管锥编》序）给予高度评价。钱先生称周先生的那些批语叫“小扣辄发大鸣”，就像一个大钟，轻轻敲一下声音大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周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看似很小，但它的学术价值、学术意义、背后的学术水平是非常大。
周先生却谦虚地说：我是读到一些弄不清的地方，就找出原书来看，有了疑问，就把一些意见记下来。我把稿子还给钱先生时，他看到我提的疑问中有的还有一些道理，便一点也不肯放过，引进自己的大著中。他把我的一点意见都是用自己富有文采的笔加以改写了。
启功：横竖任你选
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回忆，有一次他去拜访启先生，启先生问：最近中华书局怎么样，还那么穷？顾青说不错了，2004年时刚出了《正说清朝十二帝》，销售很好。启先生说什么叫“正说”？顾青回答：就是对着“戏说”去的。启先生脱口就背了《史记》中的一段，讲刘邦出生的时候一条巨龙盘在他母亲身上，最后有了身孕生了刘邦。背完之后启先生就自己在那儿乐了：这不是正史嘛，正史也有戏说。
顾青说，启先生经常给中华的书题签，只要中华书局去求他写书名什么的，启先生都会横一条、竖一条，说写得不好你仔细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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