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比人更长寿的书 做了比出版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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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3-26

 

3月22日下午，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领导人致信中华书局，问候全体员工和离退休同志。贺信中指出，百年来，中华书局恪守传承文明职责，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经典和学术新著，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和充分信任，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100年前的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在上海应运而生，创始人陆费逵自学成才，时年26岁。书局的诞生甚至没在上海滩留下声响。但仅仅50多天后，《申报》一则简短的文字广告却石破天惊。中华书局在它的宣言书中写道：“……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中华书局因此以编印的“新式中华教科书”在业界一炮而红。

从1840年中国步向贫弱，万万千千中国人梦寐以求是强国。但在此之前，尚无哪家出版社将自己的强国选择描述得如此清晰。从此，金甲竹帛、诸子百家、官私史册、唐诗宋词、佛道典籍、敦煌宝藏、海外逸珍……中华人在民族精神的田园中殚精竭虑，将中华文化的瑰宝呵之护之，传承弘扬。三万余种图书，梁启超、马君武、叶圣陶、李劼人、徐悲鸿、刘海粟、齐燕铭、吴晗、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王力、钱锺书、唐长孺、启功、季羡林、任继愈……一个个名字跃然其上。

百年，多少人与事，不尽书与文。在中华书局这中国近代文化的巨卷中，留下的只有比人长寿的书，珍藏的只有心底始终没有改变的激情与梦想。

百年，斗转星移，万千变化，但中华书局为实现理想的脚步不曾蹒跚，写着追求的旗帜始终高扬。在一个世纪的坚守中，她把自己镌刻进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出版史、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追求与贡献

一百年了，中华书局宣言书中说到的那套教科书还在。实物上，积满岁月的沧桑；记忆里，书香依然绵长。

这套编撰于清王朝风雨飘摇之时的教科书，集中体现了陆费逵超人的眼光、胆识与追求。中华民国成立后，这套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先进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迅速风行全国，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地位，也成为中华书局百年基业的柱石。25年间，其不断修订重编，流布范围从中国大陆延至东南亚国家华侨学校。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从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启蒙教育之日起，就和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从乡村到县城中进入高等小学的。这所小学中师资的质量并不甚好，但所用课本则全部都是中华书局编印的‘新式中华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使我的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开拓了我的思路。例如，这时我才知道世上的伟大人物并不只是尧舜三王、周公、孔子、孟子、朱熹等人，而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及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等人，也同样是一些伟大人物……”

一百年后，学者葛兆光谈到中华书局的历史作用时说：“从1894年到1911年间，影响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其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教科书是新知识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很重要的途径。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从教科书发端，中华书局在它的出版物中，体现着坚持进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方向。《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出版以来二百余年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经百余人先后二十年努力编纂完成的《辞海》，是当时我国唯一一部综合型大型辞书；此外，中华书局还最早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等许多重要古籍。

中华书局对重要史料、学术著作的出版乃至文史哲普及读物的策划编辑，奠定了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历史地位，履行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担当。2006年，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整理本开始刊行近半个世纪后，中华书局提出启动修订工程，立刻引起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上世纪60年代进行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关怀，经范文澜、吴晗与金灿然认真筹划，由中华书局组织实施，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二十年完成，这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对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2007年，修订工程启动，全国数十家高校、二百余位学者参与其中。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支持。

当年出师时的悲壮历历在目：任继愈先生抱病出任总修纂，年已96岁的何兹全先生甘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时年94的王锺翰先生说，修订“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没有了”。住在医院里的季羡林先生写来的信热情洋溢：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中华书局的修订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也是庆贺中华书局百岁华诞的二十四声礼炮齐鸣之时。

此刻，礼炮齐鸣时，诸先生却已先后离去，惟有他们留下的话语依然滚烫，惟有陆续来到读者面前的新修书卷墨香袭人。

共同的担当

中华书局百年中，几代文化大家或受聘来局，或特约著述，将才智乃至毕生心血浇灌中华书局的繁茂之林。

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心中的珍藏：1963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向他约写“知识丛书”中《陶渊明》书稿。当时27岁的他，只是北大一名青年教师。书稿写作蹉跎。先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后则因追求完美的写作，直到2000年，袁行霈将《陶渊明集笺注》书稿交给中华书局，才了了一桩心愿。“数十年中，书局的编辑从未催促过我，只是关注着我，不断送来书局的稿纸。中华书局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对年轻的学者很扶持，而且能体谅作者的艰辛。”

学者安作璋的感动同样持久：“初稿寄回来修改，除了边页上写的铅笔字和各种符号不算，单是粘在书稿里面的宽窄不等的大小纸条就有80余条，每条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这些都是有关修改意见和应注意的问题。”

不断生长的记忆，接起百年岁月，续写着中华书局与她的作者之间一个世纪的学术情谊。

“……因为没有礼堂，也没有较大的会议室，每次全体职工大会就在小院的天井里开，人们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搬个凳子坐在角落里，有的坐在窗台上。一眼望去，不是秃头顶、长胡须，就是驼背腰。青年人简直寥寥可数。”后来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记录的是1958年中华书局重组之时的境况。

在用人上，中华书局也有其超然的胆魄。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曾以过人的胆识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理念，不拘一格招徕人才和学术权威，陆续调进了错划为“右派”的近二十人，发配到兰州大学的北大教授杨伯峻便是其中之一。“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审查并任责编。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让杨伯峻没想到的是，此后，金灿然又颇费周折将他由兰州大学调入中华书局，为此还挨了批评。

“编辑工作好比是艺术设计师，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进来，经过一番整理梳洗，当他展现于公众面前时，已经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一部稿子送进编辑室，经过编辑的精心梳理，几校过后，原先稿子上的错讹谬乱、斑斑点点，已一扫而光，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乃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财富。”金灿然对编辑职业的评价，何尝不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心中所想？

多年来，中华书局成长起一大批学者型编辑、出版家，他们立足学术前沿，以高远的学术视野，选拔培育编辑加工书稿，赢得了众多大专家大学者的认同。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当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赞叹周振甫先生“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传为学林佳话。顾颉刚先生因病需动手术，预立《遗嘱》，其中说到：“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拳拳相托，殷殷期望，让中华同仁感到传续学术之责的份量。2010年底，《顾颉刚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扎根大众

出版精良、优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和学术著作，是中华书局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以“专业的精神出普及读物”，始终是推动中华书局蓬勃发展的另一只轮子。从第一本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开始，无论是教科书、《辞海》，抑或是《小朋友》，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为大众服务。

国人对中华书局出版物的这一记忆，从未褪色。如今耄耋之年的吴小如先生还记得：“在我读小学时，我曾连续几年把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当做‘课外必读书’。”

一个世纪，中华书局“为大众服务”的信念经久弥坚。

《文史知识》，一本小杂志，洋溢着王力、季羡林、任继愈、庞朴等学术大家的睿智；纸页薄薄的《中华活页文选》，承载着优秀古代文史哲作品，被季羡林称为“是在全国人民对知识和文化的进一步渴望中的一场好雨”。它们都是中华书局为大众提供的读物，虽小，虽薄，但品质绝对上乘。

2004年，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泛滥之时，中华书局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联手，推出了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随之策划出版了系列“正说”历史图书，引领了当时图书市场的“正说”风潮。

透过《百家讲坛》的“论语热”，编辑们捕捉到“国学热”的端倪，于是，《于丹〈论语〉心得》首发即创造了中国出版界奇迹——当日，签售12600册；首月，销售126万册，随后一年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至今销售超过530万册。一时间，这一现象引起学术文化界和普通读者的热议。学者余敦康说“于丹是在现代人心中埋下经典种子的大功臣”。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也发言了：“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

新的发展时期，中华书局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作出“守正出新”的历史选择。出版《国史十六讲》、《秦始皇的秘密》、“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姥姥语录》、《走向辉煌》、“一本书读懂”系列等大众读物，秉持整理古籍的严谨态度、创新精神，在古籍和大众之间搭起虹桥，相继推出“中华国学文库”、“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生活经典”、“中华思想经典”、“中华养生经典”等传统经典普及读物，以及《宅兹中国》《现代中国的历程》《〈读书〉十年》等学术文化著作，创刊发行《月读》杂志，使书局这位“穿着长袍马褂的先生”有了另一副青春的面孔。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有此见识，定行高远。坚持这样的追求，是中华书局之幸。唯其如此，当我们今天走进学者的书斋，走进图书馆，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华书局的百年，变得具体、生动而鲜活，那是一本本书册，可以传之久远，那是一个个思想，可以穿越时空。

社会已经变化。理想不老、追求常新的中华书局，却依然年轻。

据《光明日报》

●对话

顾青：中华书局兴衰事关国运

都市时报：中华书局成立的日子是1912年元旦，百年庆典的活动为什么放在三月集中展开？

顾青：其实，我们从2009年就陆续开展关于百年庆典的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讲座，文化沙龙、以及多种展览等。之所以把一些重要的庆典活动放在这个月展开，是为了和两会错开时间。

都市时报：建国以来，几代国家领导人对中华书局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最近，国家领导人也相继致信祝贺书局成立一百年，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顾青：中华书局100年的命运同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学术的文化命运紧密相联。它作为一个特殊机构，一直都是这样。

都市时报：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程中，你认为最关键的几个时间转折点是什么？

顾青：首先是1912年1月1日，陆费逵和戴克教、陈寅三人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这对出版业而言，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大事；接着是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书局的发展受到重挫。1936年时，书局在全国有40多个点，战火一燃起时，站点就全部往内迁，通常是战火烧到哪里，我们就撤退到哪里，连总部也从上海迁至重庆，在撤退过程中，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员的损失都非常巨大。在这个阶段，中华书局的发展由蓬勃转向了维持阶段；然后是1954年到1958年，当时国家正在对出版业作调整，对如何发展出版业进行探索，在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后，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但保留了“中华书局”的名称，与财政经济出版社一套班子（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分别以财政经济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名义出版财经、农业、文史、俄语等书籍。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的旧址改为“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和“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同样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直到1958年，中华书局确定了传承传统文化，以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为主；在文革的10年中，书局的业务曾被打乱、暂停，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书局又获得新生。回顾中华书局的发展历程，其实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

都市时报：有一些声音说，现在的中华书局与当年比，要冷清许多，你如何看？

顾青：其实，如果单单是从“经济规模”比，实际上并不好比。1949年前，中华书局的出版规模和印刷能力在亚洲都处于领先，有40多个分支局，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分局，员工也达到了一万多人。在中华书局的整个发展脉络中，我们最看重的并不是规模，而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贡献，以整理中国古代的典籍，传承中国文化。也许有人会觉得很难理解，认为 “需要吗？整理古籍有这么大作用吗”。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在这次庆典中，很多人表示“中国文脉之所以传下来，就是因为中华书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本。”

中华书局的任务就是把大家都看不懂的古籍，变得让大家都能看懂。时至今日，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依然是错误最少，最受大家信赖的。王蒙也说：“中华书局必须兴旺，因为事关国运。”

黄韬：中华书局提供了一种榜样

都市时报：在你的经历和观察中，百年中华书局为读者、出版界留下了什么？

黄韬：留下了两种财富，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在有形财富方面，中华书局“产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文化精品书籍，全面发扬和建设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华书局的“全面”，它是历史、考古、古代文学、海外文学等无所不包，这很不容易。我小时候就读中华书局的书，从这里开始启蒙，还买过《二十四史》这样的大部头，近来喜欢购买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

都市时报：无形的财富呢？

黄韬：无形，指的是出版精神。在20世纪，我们国家有时非常艰难，面临许多问题，但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倾注一生心血，来传播传统文化。他们专业、认真、全面，坚持精品出版的理念，对后来的出版机构提供了一种榜样。这是精神的力量，其作用不亚于有形的图书产品。

都市时报：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你对中国书业的发展持何种看法？

黄韬：不仅是网络文化的冲击，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有很多问题，比如商品经济、新媒体的冲击，比如实体书店的倒闭，这都会影响中国书业的发展。但电子书将如何发展？坦率地说，我也看不清楚，有时政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便如此，我认为纸质书会衰落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阅读习惯慢慢改变了，年老的人阅读纸质书，年轻人就用IPAD读书了。不过，纸质书可以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比如走向奢侈品。我在法兰克福书展，就看到很多古董书、仿古董书，做得很精美，还是很有人喜欢的。

都市时报：作为出版方来说，你对书业发展还是不太乐观？

黄韬：对，不乐观。在将来，还是市场份额说了算，而出版行业是一个微利行业，不能用暴力去刺激、去扩展。

都市时报：在这样不容乐观的环境里，出版社如何来应对？

黄韬：这时候，有品质、有特色、有追求是非常重要的。人家为什么买你的书？买的是你的品牌，而品牌是用常销书积累起来的，是一代代编辑的眼光、心血的体现，并汇聚成了一种传统。中华书局的传统就是发扬中华文化。三联书店也是如此，我们有上海三联、北京三联、香港三联，差异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书籍的思想，能让读者感受到文化、思想的私美。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 都市时报记者 徐啸 吴亚顺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