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致敬：出版的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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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916年落成的中华书局总店，位于上海福州路、河南路拐角。一百年前，在中华书局成立的宣言书中，怀抱着“开启民智”理想的陆费逵曾这样表达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图片说明:教科书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从此奠定它在近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图片说明:中华书局图书馆，最盛时藏书近60万册

 

写在“世界读书与版权日”之际 回望与致敬：出版的一个世纪

本报记者 吴越

4月23日是第17个“世界读书与版权日”。今次我们不讨论数字阅读的升高比例，不讨论实体书店的关张和纸质书的出路，也不讨论现在流行看什么书。我们只关心一件事，一件最本质的事：出版是什么？

出版曾经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中国的出版业几乎折射了整个中国民族工业启蒙发展以及现代文明嬗变的过程。借着观察刚刚迎来百岁寿诞的中华书局，不单可以看到为了大众教育的出版如何在一个世纪的风雨下断续生存，更可清楚地感知这股承载思想启蒙与传播的力量如何一环扣一环地推导出了近现代社会形态。

本报记者 特先后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所长熊月之和《辞海》副主编李伟国。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新教科书

当时之所以叫“书局”，其实没有长远打算。1912年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就想把教科书推出来，没想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他预先设计好的这套教科书脱颖而出，他的事业也因而要从长计议了。

中华书局的起家是通过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26岁的陆费逵便在当天于上海挂牌成立了中华书局。为什么以“中华”为名，李伟国说，这一点非常清楚，书局的资方是几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人，以“中华”为名，响亮地回应中华辛亥革命。

然后，在短短半个月内就陆续推出早已提前编好的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中华教科书》系列。这套教科书包括中小学全套的国文、算术、地理、理科等，其中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初小国文课本第一册首页印有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新成立的国民教育部批复其“即作为初等小学第一二年级、高等小学第一年级教师及学生暂用之书”。从此占据了国民教育课本的半壁江山。

陆费逵原是当时教科书乃至全国书业市场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里一名年轻有为的编辑。他不到20岁时便在武昌以1500元股本创办新学界书店，为着解决周围朋友买书的困难，22岁任汉口《楚报》主笔，因著文抨击时政，《楚报》停刊，他逃到上海。在出版机构林立的上海，陆费逵先是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而后进入文明书局任编辑，1908年经举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是国文部是最年轻的编辑。

其时世事与时局变化在即，陆费逵因为曾是同盟会会员，他认定清朝统治一定会被革命者推翻，当此之际教科书必有大改革。他于是向商务印书馆当局提出革新教科书，但未被采纳。陆费逵便决定自己动手来编辑一套新教科书，并筹措成立新的书局。这是1911年秋天或更早时候的事。

晚清以来，教科书在上海出版事业的异军突起与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熊月之说，一个因素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一个因素是当时上海是向全国传播新知识、新文化的主要窗口。另外还有一个：留学生的不断归国。各行各业的留学生成为新式教科书的主要作者。”

教科书最初是文明书局出，后来商务出，再后来中华出，还有一些教会机构也出。因为销路稳定、印制便捷，所以利润可观，惜乎格局已定，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占去大半。甚至两家教科书的体例都被清末学部官方固定下来，后来者惟仿效而已。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么重要的变化被行业老大和老二错过了，给了陆费逵等“新人”以机会呢？熊月之认为，商务印书馆主持者张元济是前清进士，声望很高，做事沉稳，深思熟虑，稳扎稳打。陆费逵比张元济年纪轻，性格是灵活型的，在很早就曾参加过革命党的活动，这些都决定了他性格当中有冒险性。

“我就从中华书局为什么叫中华书局来看这一点。陆费逵从商务印书馆出来，肯定会用一个和老东家有所区分的名字。他在文明书局干过，自然会想到书局两个字。”熊月之说，据他考证，叫“书局”的往往都没有长远打算：“晚清直至民国，出版新书的有140多个出版机构，有的很有名，有的我研究到现在也对其来龙去脉不甚清楚。很多‘书局’就是几个人凑一笔钱，资本不多，一笔生意做好了就发展起来，没做个就换个名字再干。陆费逵一开始也没有长远打算。他在1923年回忆说，当时就想把教科书出来，没想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他预先设计好的这套教科书脱颖而出，他的事业也因而要从长计议了。”

草创之初，陆费逵等人忙得吃饭的工夫都没有，他回忆说在外办事时是啃一个面包充饥，回到店里又无暇吃晚饭，“买一个铜元的粥、一个铜元的罗卜干，就是我一顿夜饭”。

反观商务印书馆，因为他们供给学校的教科书还是老本子，封面上仍印着清朝的“黄龙旗”，结果只能是滞销。待到修订版出来时，已错过了春季学期。当然，商务印书馆毕竟是执书业牛耳者，到了秋季学期又重新占领市场。但这时他们已无法忽视中华书局这个竞争者的出现。

有了中华书局这样后来居上的竞争者，商务印书馆也感到迫切的压力，把沿用了八年之久的商务版教科书稿拿出来重新修编，力求与时代同步。“由此教科书的一家独大局面被打破，进入到不断修订、日益出新的发展阶段。

出版史学者王建辉先生在研究中华书局的著作中写到：“在教科书大战中，有许多中小出版社都参与了，但多为纯粹营利，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应有理想。故陆费逵曾谓，中华书局一成立，我国教科书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进步在哪？在于他抓住了时代感。”

 

“商务”和“中华”你追我赶了大半个世纪

你印《四部丛刊》，我出《四部备要》；你出《辞海》，我有《辞源》；你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我有相应的八大杂志与之对峙。

仅仅4年之后，1916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的总厂建成，在河南路口的总店五层大楼也相继建成，编辑所及印刷所全部迁入。印刷机器多达数百台，陆费逵很大气地进行印刷设备的更新，添置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凭此一举，中华在全国彩印方面跃居领先地位。

有趣的是，中华书局总店紧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在后来的时日里，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双子星”。

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华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对商务形成了挑战。两家在所有的出版领域都形成全面竞争的态势。你印《四部丛刊》，我就出《四部备要》，你出《辞海》我则有《辞源》。最有名的竞争是，商务创办了有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在创业之初就有相应的八大杂志与之对峙。

熊月之认为，从这里最应该看到的是竞争的好处。从晚清一直到解放前，全国有75%到80%的书是在上海出版的，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同书局、开明书局等等出版机构林立的情形。“据统计有过出版机构名称的大大小小有600多家之众，虽然有生有灭，但总体上一直有那么多。我以为那么多的书店、书局，有利于好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形成品牌。社会也能够从出版社的竞争中得到好处。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知识经译介出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其中包括了后来改变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啻说也是书业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样一个群组式的、整体性的联动发展，就是所谓的文化、经济、社会‘共生’现象。”

在性格上，人家常说商务印书馆先做开天辟地之事，有理想主义；而中华书局奉行实用主义，有灵活性。这“灵活性”里浸透着一种强烈地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有个小故事：陆费逵有时亲自站柜台，某日有一顾客在书画柜购买字帖一本。在营业员包书空隙，陆费逵主动上前告知顾客，另有新出书画多种并逐一加以介绍。最后顾客共买得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次日，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买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答曰：“是即敝人也！”

熊月之说，在市场策略上，中华书局采取的是一种“紧跟”商务印书馆的策略。她并不以紧跟为耻，但也不是亦步亦趋的照搬，是有超越意识的紧跟。比如《辞海》就针对商务出版的《辞源》而编辑出版的。这本大型工具书的组织编辑历时达20年之久，主持者数易其人，也数易其稿，先后从事者凡百数十人。请舒新城出马是《辞海》最为关键性的一着棋，因为此后是书编纂改弦易辙，变更方针，以收新词为主。发排前夕，为该书题写书名，中华诸人四出活动，陆费逵也亲自出马奔走于书法名家之门，得到不少法书妙墨，但由于所得太多，碍于情面不好定夺，最后集古碑而成。中华的这本《辞海》，因为较商务《辞源》后出约20年，取其长而补其短，销售数量远远超过商务的《辞源》。

 

商务与中华竞争出版工具书、古籍书对照表

 

商务出版

《新字典》（1912）

《学生字典》（1924）

《国音字典》（1919）

《国音学生字汇》（1919）

《辞源》（1915）

《综合英汉大词典》（1928）

《四角号码词典》（1929）

《四部丛刊》（1919-）

《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

《丛书集成》（1935）

 

中华出版

《中华大字典》（1915）

《新式学生字典》（1917）

《国音普通字典》（1921）

《中华新式字汇》（1924）

《辞海》（1936）

《中华汉英大辞典》（1930）

《中华百科辞典》（1930）

《四部备要》（1920-）

《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1930）

《古今图书集成》（1934-1942）

 

■古籍出版善莫大焉

梁启超曾说：“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上世纪20-30年代，受到当时社会出现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由商务印书馆发端，中华书局紧跟而上，尝试用现代出版技术来出版中国古籍，形成一个鼎盛时期，推动了古籍的新整理。解放后，中华书局因为在古籍出版上的影响力而承担了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商务印书馆先出《四部丛刊》影印本。影印的好处是和原书一模一样，但印出来厚，成本也高。中华的《四部备要》就采用钻印，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并选取了买断专利的杭州丁氏兄弟‘聚珍仿宋体’，字体虽小而勾画清楚，造型秀丽，受到读者的欢迎。中华书局做事情就是这样，既为读者省钱，又为读者提供好的产品。”

在出版时，商务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的鲁鱼亥豕，错误百出。中华针锋对麦芒，在预约样本中说可与宋椠元刊媲美，并刊出广告，说自己的《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错误，不像影印古本，有以讹传讹之嫌。中华进而在《申报》刊出广告悬赏，如有人能在达2亿字之多的《四部备要》中指出错误，“正误一字，酬银10元”。后来果然有读者来信指出其中错误，书局即付出酬金数千元，重印时得以改正。

在中华传统中，刻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当，有行善的意义在里面。回看半个多世纪前的出版，熊月之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兼顾，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问题。陆费逵曾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他觉得社会要发达，教育不能不发达，书业不能不发达，书业和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一批出版人的境界是比较高的，出版家和书商的区别就在这里。”

 

■图书馆典藏沉睡的记忆

现在存放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前身为中华书局图书馆）内有一批名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征询表格。这是19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向社会发出的，回邮地址就是中华书局。数量相当多的征询表填好后，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寄到舒新城手里。其中有两份在建国后上缴了文化局，后被上调北京，分别出自毛润之和恽代英。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原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当时的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有服务于民众的意识，都设有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中华书局在原有藏书楼的基础上，于1925年扩建了自己的图书馆。藏书用钢架，送书用电动机，藏书三十余万册，并设立理化实验室、教具标本陈列室，非正式供应沪市学校免费实习。除了自己购买、收藏的书，在1937年到1949年之间，有蒋汝藻、郑振铎等藏书家在躲避战乱之间，把自己的藏书暂存在他们所信任的中华书局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你还可以看到《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的5000册雍正年间刻本的原本。原本的经历非常传奇，是从康有为手里买来的，为了提高影印的效率，中华书局将原本拆散，以原书九面拼裱成全开大张，每页底稿与现今全开报纸差不多大小，投入大量人力对原本进行描修，用白粉涂去墨污，所以缩小拍照制版胶印后，字体虽仅老五号大小，也还比较清楚。

上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迁往北京，关于这个图书馆还曾有协议：所藏之书，凡有三个复本以上的，中华书局可带往北京一本；只有两个复本的不能拿，只有孤本的更不能拿。当时的藏书有近60万册，其中的许多书颇有故事，如张闻天从美国带了一本房龙著《人类的故事》回来，译成后交中华书局，但没等到出版他就离开了上海，译稿就在图书馆放着，又如巴金的《秋》的初印本（已经成为孤本）居然纠正了晚年巴老的记忆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