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家书局的历史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5/5/786988.shtml

作者 王洪波  

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书局专门出版了不少纪念图书。笔者读过数种，觉得它们并非应景性出版物，而是很有研究和阅读的价值。

其中之一是《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之前查阅中华书局的历史，我经常依靠的是钱炳寰编的《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但该书只编到了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改造之时，那之后的就只有找别的资料了。有了这部贯穿百年的大事记，可就方便多了。该书分上、下两编，分界在1954年5月1日，此前为中华书局私营时期；此后为公私合营和国营时期。事实上，上编正是在钱炳寰书的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的。大事记这种体裁相对于成型的史著，正像年谱之于传记，可读性也许稍逊，但就保存史料而言，还更有优势。比如《大事记》下编，所据有书局档案、历年工作简报、业务情况报告、《局史资料工作》等，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其中之二是《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这套书分为四集，各集分别对应着开创基业（民国时期）、建国之初、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四个历史阶段。内容则主要涵盖了书（一些重要图书、刊物背后的故事）、人（书局历史上的名作者、名编辑）、事（书局变迁、转型等重大事件）三个方面。书前编者有言，该套书选文标准侧重于“内容的可读性，增广见闻，以备故实”，所言不虚。例如关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程，读过第三集中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蔡美彪《“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以及张忱石《唐长孺先生琐记》、启功《文革岁月中的我与中华书局》等十余篇文章，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缘起、过程也就大致明了了。此外，那些大师级学者参与这项工作的情形，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也都历历可见。

如果说《大事记》勾勒了线条，《岁月书香》则是点的深描，点线结合，几乎就是一部中华书局史了。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历史。

对中华书局有一定了解的人常常会拿1949之后的中华与1949之前的中华比较，确实，两个中华大有不同。事实上，从1937年起到1958年，历经抗战、内战、1949之后包括公私合营在内的频繁变动，中华书局的事业都极为惨淡。我所谓“两个中华”，是指从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综合性出版社的老中华，和1958年之后、国营性质的、作为古籍专业社的新中华。从老中华到新中华，断裂显然大于延续。两个中华，成就都可谓辉煌，但若进一步推敲，也许新中华的贡献还要更大一些。像“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假如不是在国营体制下，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是很难网罗到那么多一流学者参与其事的，也就难以达到现在的水平。余英时说“清末以来，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极力表彰的正是中华在古书整理方面的辉煌贡献。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1949年之后出版业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变，终究被证明是一个错误，近年来出版体制改革，大方向正是回到市场经济体制。百年间，可谓转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其间种种，耐人品味，也给人启示。

这也不仅仅是一家书局的历史，回望中华的百年历程，不能不感慨，这家出版机构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缩影。《岁月书香》中，有很多学者回忆与中华打交道的文章，也有不少是中华的编辑对一些与中华过从甚密的学者的回忆，都是极好的学术史资料。事实上，中华书局本身也是一家学术机构。这有赖于中华网罗和培养了大量学者型编辑，像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以及周振甫、傅璇琮等，在各自领域都可算得上一流专家。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段话中，“教育”二字也许可以置换为“学术文化”（因民国期间中华是以教科书起家，并以教科书为经营重心的，而今的定位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今天的出版界热衷于谈论做大做强之类，固然很有必要，但切莫忘了，书业的光荣与梦想应该系于对学术、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上，否则，书业再强再大，终究是一较小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