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中华书局为何选择了成都

 

http://www.cdrb.com.cn/html/2012-07/02/content_1623725.htm 本报记者 梅柏青/文 王若冰/图      主持人语  从1912年到2012年，中华书局的一百年，造就了出版业的百年传奇。近日，中华书局西南编辑所在成都正式挂牌，书局总编徐俊做客金沙讲坛报纸版，畅谈中华书局与成都的深厚渊源，以及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读物的必要性。          本期嘉宾      徐俊，中华书局总编辑。1961年生，籍贯江苏扬中，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曾任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2010年5月起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业余从事唐代文学和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采访手记

（2012年6月13日 成都）

采访这天，徐俊先生像是说故事，说了百年前的一段出版业传奇。

1912年1月1日，上海福州路老巡捕房对门，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26岁的陆费逵为小书店取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字——中华书局。

今天，提起中华书局，人们往往说是一个老古董的出版社，其实它创立之初是非常新的，谁也想不到它是靠教科书起家。徐俊说，陆费逵先生是个教育家，辛亥革命前他清醒地认识到共和要来了，向商务印书馆主事者提出要换教科书，没有被采纳，于是拉上一批人开始秘密编制教科书。革命胜利，民国开元，中华书局推出第一套共和体的《中华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

1912年中华书局在《申报》刊登的《中华书局宣言书》提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陆费逵还有一段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中华书局百年史，也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即使在100年后的今天，陆费逵的话依然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对话   挖掘和维护蜀中的学术资源

 

开启民智，守正出新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徐总这次来成都，除了为西南编辑所揭牌，下午还要拜会学界的一批老先生吧？

徐俊（以下简称“徐”）：对，这次来成都有三个机缘，一是昨天我们在四川省博物院的《格萨尔唐卡研究》首发式，这部书是我们西南编辑所出版的第一部重点图书。第二是我们西南编辑所正式挂牌，筹备和前期运营有一年多了，这是中华书局在北京之外的第一家编辑所。另外中华书局今年正好一百周年了，我们在四川大学举办“百年再出发”文化沙龙，一批老作者老朋友要见面座谈。

记：去年商务印书馆也在成都开了分馆，国内大型出版机构直接入川建分支机构，是看好四川的出版资源？

徐：四川是天府之国，更是人文之邦，这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有的共识。尽管现在把成都划为西部，实际上成都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我们跟成都有很早的渊源，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1914年设立的第一批分局就有成都分局，当时就在春熙路。“中华”的成都作者太多了，1919年王光祈与李大钊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就是成都人，会员有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李达等，学会的期刊和丛书就是“中华”出版的。当时“中华”的老板陆费逵请学会同仁参与编辑，在他们影响下，“五四”时期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书，影响深远。

记：现在看那个时代，中华书局是非常辉煌的。

徐：连最早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都是“中华”出的，那是时代使然，也反映了我们立局初期的出版理念，就是陆费逵先生提出的口号：开启民智，融合中西国粹。1912年中华由编辑出版《中华教科书》起家，到出版《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再到全方位出版各类图书，迅速发展到与商务印书馆齐名。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多次重印，收字条比《康熙字典》还多，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很多学者都在用。《辞海》是当时百科类的最大辞典。

记：记得《死水微澜》和《大波》最早也是你们出的。

徐：对，30年代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第一版都是在“中华”出的。李劼人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他跟“中华”的舒新城关系非常好，我们局里保存的他的书信有10几封，这些信完整记录了他写《死水微澜》，尤其是《大波》的构思，包括他在成都开餐馆的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当时在新文学创作里面，沈从文、徐志摩等人的书“中华”都出过，但李劼人的小说是1949年以前“中华”出的文学作品里面最有分量的书。

四川传统学术底蕴深厚

记：由于在学界出版界的地位，很多人一辈子都想在“中华”出一本书，就意味着在学术上得到承认，你们怎么看现在的四川学界？

徐：1958年以后我们成为古籍和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社，跟成都的联系就非常多。从国内大的版图来说，四川传统学术底蕴深厚，学者的集中程度并不比北京、上海差，尤其在语言学、历史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优势明显，到现在都有一批扎扎实实做基础研究的先生。

记：就您所知道或接触过的川内学者，能讲点故事吗？

徐：来之前我在飞机上就想，80年代中华书局最重要的作者，成都就非常多，比如四川大学的徐中舒、缪钺、杨明照三位先生，徐中舒先生最精华的学术著作是我们出的。缪钺先生的《三国志选注》也是我们出的，一直到九十年代我们出的很多书都是缪先生题的签。杨明照先生的《抱朴子内篇校释》《抱朴子外篇校笺》，是我们“新编诸子集成”里最重要的图书，他一生最重要的成果《文心雕龙校注》是我们出的，这书第二年得了国家图书奖，出这书的时候我就在古典文学编辑室当主任。记得20多年前到川大，我去过杨先生家里。他当年还给我写过信。

我前几天收拾书柜还看了这信，当时他的《抱朴子》做完了，《文心雕龙》已经出了，其实他年龄已经很大了，说还要把《刘子校证》做完，找我们要稿纸。中华书局有个惯例，老先生如果要做一部书，我们会给他提供8开竖写的印着“中华书局专用”的大稿纸，那时街上只能买到格子很小字也写不了多少的稿纸。那时我就给杨先生寄过稿纸。

记：可惜后来杨先生身体不好过世了。

徐：川大比杨先生更年轻的，在学术界有崇高地位的是项楚先生，还有赵振铎先生。项先生最早的两本书《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是在上海古籍出的，但这两本书之后他最重要的著作《寒山诗注》，全部亲笔手写的稿纸,这么高一摞，我就是责任编辑，所以那时跟项先生往来特别多，受到的教益也特别多。这书影响非常大，得了国家古籍整理一等奖。项先生后来出的《敦煌变文选注》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书。赵振铎先生现在做《集韵疏证》，也是非常重要的书，正在我们的编撰出版过程中。川大中文系几代学者完成的《苏轼研究资料汇编》，作者包括杨明照先生，甚至当年在川大的任半塘先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付出大量心血，一直到90年代才出版。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

记：还有川师大的学者呢？

徐：川师大的蜀中大儒向宗鲁先生早就过世了，他的《说苑校证》就是我们出版的，他的弟子屈守元先生、汤炳正先生跟我们都有很多渊源。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局里的一个档案，中华书局出有一套非常经典的书叫《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在“文革”前的62年就开始做规划，在全国范围征求意见，我看到的这一份档案就是川师大的老师包括屈守元、汤炳正诸先生写给我们的对这份规划和目录的详细意见。

刚才讲的是渊源，这几年我们和川内年轻学者联系很多，四川是蜀文化中心，藏学基地，出版资源丰富。我们设置西南编辑所，就是希望更多地挖掘和维护好川内的学术资源，与老作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新作者也可以随时登门谈选题。

记：不能依靠网络联系吗？

徐：虽然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但编辑与作者，学术活动与交流还是面对面地进行更好。对我们来说，读者是上帝，作者也是上帝。

记：“百年老店”今天是否也面临市场尴尬，比如浅阅读成为潮流，你们出版古籍和学术还有盈利吗？

徐：近10年中华书局发展较快，古籍和学术出版仍是我们的核心，总量和销售码洋都占一半以上，另一半是给普通读者看的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学术出版是一个积累过程，去年全年出版1300多种书，新书和重印书基本各半。在重印书里有很大一块是古籍和学术，只是它的盈利模式和大众出版不一样，销售周期比大众出版长得多，但同样的道理，它在整个图书市场上的生命力也要长得多。当然古籍和学术书籍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的图书生命周期更长。

记：中华书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重镇，今天的“80后”、“90后”会问，传统文化对他们今天作为一个现代人有什么意义？

徐：比如《论语》，我们几十年就只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一种，繁体字版，相当专业，也许在60年代适合当时的爱好者读，但过了半个世纪，中国也经过了一个文化断裂的年代，大多数民众离经典是越来越远了。但我觉得传统文化应该是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就是说你生在这个国度，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中国人呢，最首要的是传统文化基因。我们认为，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读物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文化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核心，是中国人精神的颜色。

真正有生命力的是原创性

记：但也有人质疑，你们有的大众读物的学术质量与文化价值不容乐观，比如《于丹论语心得》。

徐：于丹这本书很多人都有疑惑，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疑惑，但我是亲身经历了2006年11月26日海淀图书城那天的签售，那天签售了一万多本，排队长达6到8个小时。大家可能误以为中华书局只做“高、精、尖“的读物，当然对传统文化的深度诠释与理解是我们的一份责任，此外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包容的，我们可以说那是于丹一己之心得，不是学术的权威的解释，但它确实反映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这本书带给我们一个启示，传统文化需要吸引更多的“80后”、“90后”的兴趣，现在我们关于《论语》的图书就有30多种，我们中华书局既是传统文化热的获益者，也是传统文化的推动者。

记：当然，我还是希望中华书局继续担当思想解放运动的燃灯者，比如“五四”时期，比如“文革”刚结束，你们就出版了美国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为什么要出《万历十五年》？

徐：关于《万历十五年》。我们前任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写过文章，他是《万历十五年》的第一任责任编辑，《万历十五年》是对近30年的文化学术有非常重大影响的一本书，这个影响面不是只在学术界，也不是只有大众关心，包括这本书的写法和反映的思想观念，都是全方位的影响。当时傅璇琮先生在历史编辑室当主任，黄苗子先生把书推荐到中华书局，从编辑室到局里都做了认真研究，决定出版这本书。

记：在当时出这本书很了不起。

徐：对，一是对这本书的价值判断非常准确；第二是当时情况下出一部海外学者这样的著作需要有足够的魄力，我们不敢说有多大问题，但在那个时间段还是有很多考虑的；第三我们请沈玉成先生在编辑上反复加工，字字润色，初版2.7万册，迅速销售一空，被评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

这部书已经30年了，现在这个佳话还在续写。我们局里一个年轻编辑徐卫东，花了几年工夫把黄仁宇生前已经发表没有结集成书的文章，包括他的论文、著述、演讲，翻译整理成一本新书，叫《现代中国的历程》。去年出的书，深受读者欢迎，销售非常好。这是一本非常有文化影响力的书，那些文章很不易收集，黄先生在一些场合的英文演讲都是编辑找的录音回来整理。一方面是黄仁宇著述本身有价值，再一个是需要编辑的学术敏感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下工夫做真正原创性的书。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大量是重复出版，真正有生命力的就是原创性的书。今后我们就要做这种原创性独占性的书，为读者贡献内容优秀、形式喜闻乐见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