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治事深入社会，修己超脱社会

舒新城（1893～1960），出版家、教育家。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推行道尔顿制，并赴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演，编写《道尔顿制研究集》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成为教育界名人。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1930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全力主编《辞海》。在国难日亟的情势下，对《辞海》中涉及日军侵略的政治性条目，舒新城坚持站在爱国立场，不同意删除，保持了民族气节，深为后人称道。建国后，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辞海》编委会主任委员。

1930年元旦这一天，中华书局迎来了它的第四任总编辑——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当时的中华书局，称总编辑这个职位为编辑所所长。前三位所长分别是，首任所长范静生（源廉）先生，任职四年后即转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继任所长戴懋哉（克敦）先生，为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任职九年后病殁；三任所长陆费逵（伯鸿）先生，由总经理职兼任，为时五年。编辑是书刊出版的中枢，作为全国第二大书局的中华书局，其一所之长，自非等闲之辈可以胜任，需要相当的学识和声名，只有这样，对内才能服众，对外才有号召力。舒新城虽没有什么高学位，更没有什么洋学历，至高不过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但在他入主中华书局之前，已有三十余本著作流传于世，可谓有学术影响；他曾先后在湖南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福湘女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特别是对当时海外风行的道尔顿制教育改革，践行之余，奔走于各地鼓吹号召，一时声名大振，可谓有文化影响。1922年秋，陆费逵与舒新城首次在吴淞中国公学会面，两人一番长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相知相契多年。不论是文化界的影响，还是个人间的私谊，舒新城都被陆费逵视为合适的总编辑人选，竭力引进，再三邀请。舒新城盛情难却，七年后正式加盟了中华书局。

当舒新城步入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时候，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亦已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步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期。舒新城说他这个所长，虽然“有因有革”，但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卷1期，1932年）这自然是他的谦辞，但若从中华书局整个发展脉迹来看，倒也基本符合实情。总经理陆费逵至始至终是中华书局的总舵手，决定着中华书局的大计方针与发展方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舒新城的编辑所长当得就很轻松。1932年7月的中华书局编辑所，已有同人102人，分设总编辑部、教科图书部、普通图书部、辞典部等部门，分管着《中华教育界》《中华英文周报》两大刊物，每年出书三四百种，可谓人多事杂。从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编辑所策划出版的书刊数量、质量、业绩及文化贡献来讲，他这个所长堪称为称职，甚至可以说是优秀。所以说，“因”也有“因”的价值和意义。三十年代的中华书局一直在“因”多“革”少中，稳健地向前发展。

而就舒新城个人而言，他之进入出版界，则是他人生中“革”多“因”少的新领域、新起点。他自1925年脱离教育界后，在随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基本上靠著书写作及编写辞书，通过赚取版税和卖稿维持生计。在内心里，他还是很喜欢这种生活的，只是当时书刊印数少，售稿又不易，若不是陆费逵以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身份，时时从中协助和关照，这样的生计，其实是相当捉襟见肘，艰于维持的。1930年舒新城最终答应陆费逵，进入中华书局，从客观上说，也部分因为现实生存环境难如人愿，不完全是出于他与陆费之间的个人情谊。而一旦正式职掌中华书局编辑所，他原先那种书斋式的、不受多少约束的个人著述生活，则为公司事务性的、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所取代，每日忙于选题策划，忙于看稿选稿，忙于信件往还，忙于应酬交际，这种他称之为“簿书”的工作，他很长时间表现得有点不适应，甚至有点心理抵触，不时萌发退志。就个人志向来说，舒新城更接近于学人一路，更愿意把人生的事业定位于学术研究，这与当年胡适不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的原因，倒有几分相似。过去出版界藏龙卧虎，有学识的人不少，他们有能力为作者编辑出版高质量的作品，却少有时间和环境静下心来，为自己著书立说，流芳后世。这样的文化现象，少有人注意及此。但当时的舒新城却感同身受。1934年初，陆费逵希望舒新城将其所藏的七千余册近代教育类书刊，移售或捐赠给中华书局图书馆。舒新城为此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这不仅因为这些书刊是他十几年来辛辛苦苦旁搜冥讨而来，也不仅仅因为这些教育史料，很多大图书馆都缺收，像国家主义刊物《醒狮》、共产党刊物《向导》，在当时都被政府悬为禁刊，他则冒险收藏齐全，十分珍贵；更为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些书刊是他精神生活的寄托，是他学术生命之所系。为此，他于三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接连三天抽出时间，给陆费写了一封他到沪四年来最长的信件，叙说与这些史料的过往，表达对这些史料的“依恋”。（舒新城：《移售旧藏近代刊物——复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6~1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而他之不舍，归根结底，还是他内心里萦绕不去的学术情结。

在经过一番纠结之后，舒新城最终还是把这批资料，清点整理好，归移给了中华书局图书馆。舒新城常说他是一个情感与理智并重的人，在这件事上，即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从情感上说，他自然不愿这些跟随他十几年的教育书刊离开自己左右；而从理智上说，他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深知这批教育资料若归为书局公有，则更能稳妥地得到长期保存，更能有效地在书局编译活动中发挥作用，因为，中华书局长期以来，就以教育书刊为出版重点，编译上完全用得上这些宝贵的资料。在公与私、轻与重的权衡上，舒新城心里自有分寸和界线。他没有将之无偿捐赠，而是售卖给了公司，因为他个人经济并不宽裕；他还特地要求陆费代表公司允诺，设若他果真有一天离开了中华书局编辑所，他还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资料，因为他还指着这些资料做学问和谋生。这样的私，不矫饰，不高调，更不过分，实实在在，又合情合理。同时他又向公司保证，他个人以后对这些资料的使用，绝对只抄录，不剪贴，因为一旦售出，则权归公司，自不能随意造次。公与私的区分，在他是清晰的，没有一星半点的含糊。这也是他在中华书局编辑所任上多年，一贯坚持的作风和原则，受到了包括总经理陆费逵在内的公司同人的高度认可。

我们说，主持者的公私分明，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中华书局作为当时全国有数的出版机构，虽然从本质上说来，不过是一个营业性质的民营企业，但若将之放到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系统中去考量，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权力机关，掌管着文化成果的发布与传播，因而为众多写作者所重视，乃至于为之请托说项之事，也所在多有。舒新城身为中华书局编辑所一所之长，手中拥有书稿的生杀予夺大权，以其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所在的核心位置，平常定有不少朋友或熟人绍介或推荐稿件，若他公私不分，滥用职权，中华书局在其任中，就不可能有后来那样好的营业发展和那样大的文化贡献。从后世留存下来的他与一些学者文人有关出版的往还信件中，涉及到退稿、拒稿的颇有所见，其中包括像叶圣陶、刘海粟、傅雷这样一些与他私交很好、或者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闻人。（参见中华书局编：《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他在其位，谋其政，既身为公司中人，拿编辑所所长的薪水，就自觉地为公司谋利益，为此而荒废的个人学术研究，为此可能会开罪一些熟人朋友，在他看来，都属于公私不能兼顾，虽然不无遗憾，但亦有对之通达的理解，并切实负起实际的工作责任。他明确地说“我尤不愿为谋个人之便利，而以社会文化攸关之公司为孤注”。（舒新城：《治事与应酬——致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2页）这样一种公私分明，从小处说，是一种修己的涵养功夫，从大处看，则是一种需要人人遵守的职业道德伦理，看似稀松平常，但我们现今的编辑出版人，扪心自问一下，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恐怕也并不那么容易吧。

随着在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位置日久，舒新城已逐渐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文化机关之伙计”，力图尽自己的“心力”，谋公司出版事业的发展，从而直接为社会作“有益之事”。（舒新城：《治事与应酬——致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1页）他深切感受到，对于中华书局这个全国第二大综合性出版机关来说，这个“伙计”并不那么好当，不仅需要较为博杂的知识结构，以统筹书局各类型图书选题的编辑策划；也需要较为丰富的治事经验，以处理应对书局内外错综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好在总经理陆费逵充分信任他，给予全力支持，编辑所的同事也多是“恂恂儒者”，工作关系之融洽愉快，是他以前在学校教师岗位上不曾有过的。他很享受中华书局这种独特的家庭式的企业文化氛围（舒新城：《中华书局一份子谈话》，《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1期，1931年），并最终长期留在了中华书局。他服膺于总经理陆费逵的出版品德和办事魄力与经验，心甘情愿地做好总经理的助手，凡涉及到重大的编辑规划，凡有关于编辑事务方面的重大调整，他都要与陆费当面或书信磋商，以求得结果的周详完满。他原本书生，但在后来的出版岗位上，以谦虚学习的态度，长于思考的禀赋，和务实苦干的精神，在编辑所中独当一面，成为陆费逵可以倚重的干将。

1936年5月，陆费逵曾当面称赞他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舒新城：《舒新城日记（1936年5月20日）》，《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他特将之记入了当天的日记中以自勉，说明他本人也较认可这一点。我们后人之所以冠教育家舒新城又一出版家之名，不仅因为他后半生基本上与出版为伍，也不仅因为他是《辞海》等许多重要出版物的功臣，同时也因为他在出版事业上，在在表现出来的治事和修己精神，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辈业书者学习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