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然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在中华书局创办一百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不免想起了中华书局经历过的岁月，也禁不住想起金灿然（1913—1972）和齐燕铭等前辈，对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著作以及培养编辑人才所经历的艰辛和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在1958年初由于国家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由燕铭同志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指定中华书局为办事机构。由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灿然同志兼任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从此，中华书局便以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学者的文史著作为专业，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燕铭同志和灿然同志都十分重视整理出版古籍长远规划的制订。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在1960年制定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在制订长远规划的过程中，灿然同志和燕铭同志一起，从整理出版古籍的指导思想、方针到每一类选题的读者对象；从不同类型的古籍的不同整理要求，到每一个具体项目的确定，都亲自审定，并组织落实。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这份长远规划草案，还得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的支持，印发全国有关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受到他们的欢迎和积极支持，产生较大影响。

与此同时，中华书局联系了一批专家学者，开始组织整理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着手整理《尚书》、《春秋左传》和先秦诸子等典籍；影印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明经世文编》等大部头古籍；还着手组织并出版了一批老专家的论著。

为了整理出版古籍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在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灿然同志和翦老（翦伯赞）、吴晗、魏建功等同志一起发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置古典文献专业，每年都招几十名青年学生入学。为了应届高中毕业生了解这个专业，鼓励他们报考，灿然同志和翦老、吴晗同志等商定，分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加以宣传。记得灿然同志写了《谈谈古典文献的整理与出版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翦老写了《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发表在《光明日报》；吴晗同志写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招生志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后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中华书局和科研单位工作的，多成了这些单位的领导人或业务骨干。当时还准备在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各地的综合性重点大学设置这个专业，但客观形势不容许，没有能够实现。“文革”开始，连北大已经设置的这个专业也停办了。直到“文革”以后才又继续办了下去。

灿然同志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工作也十分重视。他与吴晗同志和北京教师进修学院胡朝芝（女）、陈哲文同志密切合作，以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为主体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在广大干部和青少年中产生良好影响。后来作者面扩大，著名学者如戴逸、侯仁之、邱汉生等都为这套小丛书编写稿件。这套丛书共出版了五百余种，对普及历史知识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灿然同志十分关切编辑干部的培养和提高。他一再强调编辑出版工作是“服务性行业”；同时又强调，出版社应办成学术机关，而不是做“书商”。编辑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有广博的知识、一定的专业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他既重视发挥老编辑的作用，也十分关心青年编辑的培养和成长。在审阅稿件中发现问题，随时指出并进行帮助。如有位年轻编辑在审读一本有关三国时期的书稿时，说到关羽失荆州的史事，只指出荆州的州治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但荆州下辖很多个郡，是很大一片土地，大部分郡由吴、蜀两国所占有，魏国也占了北部很小部分。公元218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关羽败亡。原属蜀国的几个郡为吴国所夺取。关羽失荆州，指的是失去了包括州治在内属于蜀国占有的好几个郡的土地，不只指失去州治一城的问题，不能把州治所在地和整个州的概念混淆起来。灿然同志所说的这类问题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对编辑工作来说，却不是一件小事情。有的稿件篇幅大，涉及的问题也多，灿然同志常常根据稿件的特点，对一些要害问题进行检查。当他知道编辑的工作是认真的，虽然还有问题没有被发现，在提意见时往往抱着鼓励的态度，既指出问题所在，也讲编辑工作的艰苦和重要。编辑同志听了很有启发，心情愉快。灿然同志对责任编辑审读稿件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的作风是十分恼火的。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把责任编辑和编辑室主任请到一起，予以严厉批评。

灿然同志十分重视讯息的沟通和交流，由中华书局总编辑室具体负责，编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小刊物。由燕铭同志题写刊头，从1959年起着手编印，起初是油印的，每期一万几千字，不定期，大致两个月编印三期，油印600份，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报道内容主要是古籍和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方针和计划，交流各个学术机构、大专院校和学者的研究动态，对国外学术机构的有关情况也有所反映；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有时也作综合报道。这个小刊物后来改为铅印，每期印1000份。由于报道灵活及时，篇幅短小，涉及面广泛，成为中华书局和学术界联系的工具，颇受各方面欢迎，有的报道还经常由报纸转载。这个小刊物在“文革”期间停办，“文革”后复刊，直到现在仍由规划小组继续编印，也已有多年的历史了。

灿然同志知识面广博，文字通俗晓畅，很有写作能力。早年还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时，曾协助范老（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分工搜集明清史部分的资料，得到范老的赞许。后来又和燕铭同志等协助徐老（徐特立）编著供干部阅读的文化课本。灿然同志本人也写过几本书，在华北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出版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等机构担任办公室主任、副总编辑兼秘书长和副局长、局长等领导工作。在中华书局期间，为了办好古典文献专业，他曾请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宋云彬老先生去讲解《史记》，他自己也曾多次到北大这个专业听课，听取同学们的反映。

灿然同志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广泛联系和团结了一批著名的学者，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出版他们的著作，与学术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样做，既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能够较好地为研究、教学工作服务，又能对学术研究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古籍整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灿然同志十分关心学术动态，总是鼓励编辑“练笔”写文章，当时几乎每个月都有中华书局的编辑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新书报道和学术动态。他还鼓励编辑走出去访问专家学者，参加各地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向编辑部门汇报。还经常指定年轻编辑向他汇报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讨论的问题，要这位编辑既谈讨论情况又谈自己的观点，他常常用这种方法促使编辑提高水平。灿然同志本人因患高血压，工作又忙，不能经常出去，但也尽可能抽出时间去参加。他还曾应约到高级党校讲课，高级党校把他的讲稿印成《王船山的社会思想》分发给听课的学员和有关单位。遗憾的是，他的这类讲稿和在延安华北书店出版的著作，现在都已不易找到了。

从1958年到“文革”开始，灿然同志在中华书局的工作不过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其间还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和“拔白旗”，1963年的文艺整风和1964年开始的“四清”，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实际从事编辑业务的时间不过四五年，甚至还包括了连续三年之久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来说，处境并不那么好。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却使中华书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出版了一批古籍和文史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灿然同志、燕铭同志和中华书局的全体干部功不可没。

灿然同志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整理出版古典文献和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事业，他忠于党的出版事业，生活俭朴，有一颗炽热的事业心，他在出版界和中华书局树立的榜样和作出的光辉业绩，是中华书局和学术界所公认的，至今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遗憾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庆贺中华书局创办一百周年之际，相信过去好的传统和作风，一定会继续得到发扬，中华书局的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