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编辑专家”徐调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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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徐调孚先生，是在1958年的夏天。他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稿，亲自跑到25号楼我们研究生宿舍里来了。那时系里本科生、研究生都在搞学术大批判和科研大跃进，我们几个人编了一本《中国历代农民问题文学资料》，他了解了情况，居然接受了。后来这本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而且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把张应昌编的一部《国朝诗铎》也排印出版了，出书时改名为《清诗铎》。那时我已经成了他的部下、中华书局文学组的编辑，也是《清诗铎》出版说明的拟稿者。这是我认识调孚先生的开始。

　　我读过他的《人间词话校注》和《现存元人杂剧书录》，知道他是有名的作家和出版家。见到他不禁肃然起敬，然而他对我们青年人却十分平易谦和，把我们当作接班人来培养和任用。我和同班同学傅璇琮、沈玉成先后进入了中华书局，在他领导的文学组工作，他对我们几个刚入伍的青年人非常爱护和期许。他去世后，我们三人曾写过一篇《追忆调老》，已经谈到了不少事例，这里再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我初到文学组（当时编辑室只称组），在审读过几种书稿之后，调孚先生就交给我编发《王船山诗文集》的任务。其实他自己早已做好了规划，制定了体例，根据什么版本，收哪些作品，我只是按他的指导，加上标点就成了。至于校勘，这部书因为异本不多，没有多少出校的文字。由于当时出版周期很长，两年后还没付印，直到1961年我去上海探亲时，还带上一部分清样去上海图书馆补校一部康熙间湘西草堂刻本的《船山自定稿》，这也是他得到顾廷龙先生提供的信息后出的主意。后来就把补校的成果补加在全书的后面，我也从中学到了出版工作必须精益求精的作风。1983年《王船山诗文集》重印时，我又据新发现的三篇稿本加了补校，至今还记得调孚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此后，他又把汪蔚林编的《孔尚任诗文集》稿子交我审发，那是科学出版社版《孔尚任诗》的增订本，加工不多，所以出书较快。随后，我又接受了上面领导交下的编发《海瑞集》的特殊任务，还是在他的安排和指导下完成的。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里，编发了三部诗文别集，使我初步学会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调孚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在文学组审发的书稿，属于古籍整理性质的比较多，如通读了《全元散曲》、《元曲选外编》的清样（我来中华书局前早已发的稿），《徐渭集》是我参与点校并担任责编的，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稿的大部分，也是由我初审的。这对我是很好的锻炼，也是调孚先生对我的培养。我深切体会到，编辑工作和古籍整理的能力，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但也要有人指导和考核，才能及早入门，这正是前人传授下来的经验和方法。

　　调孚先生知人善任，对我们分配工作既尽量照顾个人的爱好和专长，调动各人的积极性；也考虑工作的需要，要求每人全面发展，能适应各类书稿的任务。他分配工作时往往采取兼顾轻重缓急的交叉进行方法，就是交给你一项较长期的较重大的任务，同时又给你一项临时的较小的任务，临时任务完成后，你可以从容地回到长期任务上去。这是当时外来投稿较多而人手不足时的一种工作方式。有些来稿经他自己浏览一下，认为根本不宜采用，就自拟复信退稿了。但是对于自发的投稿，都认真负责地处理并及时答复，惟恐遗漏了真才，误弃了卞璞，挫伤了作者的积极性。后来我主持文学编辑室工作时，正遇上了“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外来自发投稿源源不断，我也想继承调孚先生的工作方式，认真地及时地给予处理，可是时代不同了，当时书荒严重，任务繁多，我把一部分力量投入了退稿工作，既干扰了编辑室内同仁的主攻任务，也分散了自己的精力，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然而。调孚先生这种对作者爱护、负责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调孚先生是老出版家，和学术界、文学界的作者有很多交往，因此组稿的渠道很广，审稿的外援也多。如阿英同志是我们的老作者，把《晚清文学丛钞》稿交给中华书局，一卷一卷的稿子源源不断，我们不愁缺稿。可惜的是当时出版力量很弱，出书周期很长。有些“献礼书”、配合政治或纪念活动的“任务书”，往往不能及时完成。1962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要出阿英编的《红楼梦戏曲集》，他和阿英同志联系好了，派我去他家里取稿。阿英同志把一包一包的书稿交给我，都是他自己加的标点，还有一部分陆续交稿。我们赶紧发稿，流水作业，发排校对，赶了一年，到1963年书还出不来。拖了一年后形势有变，《红楼梦戏曲集》打好清样不敢付印，因为文化部已经挨批了。调孚先生向阿英同志一再解释，阿英同志表示完全理解。一压压到“文革”之后1978年才付印发行，阿英同志竟没有见到样书。又如我编《徐渭集》时，借不到《徐文长三集》，调孚先生和傅惜华先生通电话之后，就介绍我上他家去取书。傅惜华先生毫不迟疑地把珍藏的明刻本《徐文长三集》交给我使用，解决了校勘的大问题。我自己的一本《宋元话本》稿，调孚先生委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先生代审，吴先生认真审阅了稿子，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从我自身的一些经历，深切感到编辑工作者必须和专家学者多来往，多请教，才能开辟稿源，提高书稿质量，做好编辑工作。

　　调孚先生在多年的出版工作中，与作者、读者建立了密切关系，广交朋友，熟悉学术“行情”，为中华书局的工作开辟了门路，打开了局面，因此金灿然同志称他为编辑专家，就不仅是指他在组稿、审稿、发稿、排版设计等方面的丰富经验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