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衣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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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至今已是百年老店，在中国出版界是与商务印书馆并称的双子星座之一。它的经历与绩效，在中华书局95周年纪念时出版的周其厚所撰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专著中已有详尽的记载，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与中华书局的接触，早在读小学时代。我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修身课本和《小朋友》杂志，从那时起就已认识了中华书局至今尚在使用的局标。中学时代读过中华版的若干图书，因为那时只有中华、商务和世界三家是人们认可且熟知的出版社。它们有课本、有读物，而我读得较多的是中华书局版的书。我也渐渐知道中华的创办人和经营者陆费逵的名字，也知道了舒新城的大名。我常称陆费逵为陆先生，后来有位老师告诉我，陆费是复姓，不能称陆先生而应是陆费先生。大学时代，我专攻文史，而中华书局又以文史著述为主要出书范围，所以我读中华书局的书更多些。但这些只是一种读者与书局的关系，没有任何人际交往。

我与中华书局真正有人际交往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那时，中华书局正在筹划出版《林则徐集》而我正在研究林则徐的生平事迹。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赵守俨是我读辅仁大学时的师弟，他让手下把由中山大学编的《林则徐集》全稿送津请我审读。年余审读结束，我亦借此搜集了一些重要资料，结合历年积累的有关林则徐的资料，编成《林则徐年谱》初稿，等待进一步充实修订。不意1960年，我受到政治审查，教学与科研的权力被剥夺，社会活动受到禁锢，我和中华书局刚刚开始的业务联系亦中断。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终回轨道。我在下放农村几年中所写的《目录学浅说》被中华书局接受，收入一套历史丛书中。同时，我编订的一部地方志论文集也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我和中华书局的交往日益增多，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些较为频繁的交往中，我和中华书局的领导李侃和赵守俨以及许多位编辑由相识而熟悉。我每到北京，总要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中华书局小憩交谈。当年一些老编辑总谦抑地说，作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作者的支持，他们就无事可做了；我则认为作者如果没有编辑，那你的著作，只能藏之名山，无出头之日，所以编辑也是作者的衣食父母。渐渐地，“互为衣食父母”就成为我们的共识。其中，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崔文印先生的办公室，我和崔文印先生谈得最多，因为他重听，杂事少，能坐下来畅谈。交谈的内容也多围绕着我的写作计划。我向崔文印先生谈过我在增订《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撰著《清人笔记随录》、《书目答问汇补》等书，崔都表示支持，甚至表示即使退休也要当《书目答问汇补》的责编。其间，中华书局有点人事波折，许多学术著作被搁置。即使如此，崔先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我的著作出版，屡次陈言，甚至写书面报告力争。直至书局恢复正规，我的著作被列入选题，我才知情，甚为感动。我的另一部学术工具书《近三百年人物知见录》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将定稿时，赵守俨师弟即曾邀约在中华书局出版。中间因经办人的处理失误，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守俨得悉后，非常遗憾，一面向我致歉，另一方面再次约我，如果日后增订，一定要在中华书局出版，表现出一位出版家敬事而信和对作者尊重的真诚。可惜后来这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守俨师弟已英年早逝，令人欷嘘。中华书局的继任领导人李岩为争取实现守俨的遗愿，曾亲自出面与数家出版社领导折冲，终于使《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在中华书局落户，实现了守俨师弟的夙愿。中华书局为一位普通作者的一部普通著作，两代领导人信守诺言的精神，当今已不多见。“互为衣食父母”的共识，得到更真实的体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过程中，我和中华书局联系频繁，与中华人的交往密切。“互为衣食父母”的精神日益彰显。中华书局有些业务上的事多有所咨询。我的著述亦多由中华书局出版。回顾这30年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过《目录学浅说》（初、再版）、《古典目录学》、《史记选》（初、再版）、《三学集》、《皓首随笔丛书――来新夏卷》、《清人笔记随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书目答问汇补》和点校的《阅世篇》、《清嘉录》等。一个作者在一个出版机构能在30年间出十多个版次的著述，也算是少见的。我不能不感谢中华书局领导的扶持，更感谢各位责编：陈抗、柴剑虹、崔文印、李晨光、张继海、陈志刚、张荣国的难得友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我的学术成长与中华书局是密不可分的。

中华百年，值得庆贺。“百”是中华民族祝愿吉祥的语词，百岁是人瑞，百尺竿头象征事业的大展宏图。中华书局在头一个百年作出对中华文化应有的贡献，是中华文化向前发展的一股动力。预祝中华书局在第二个百年继承前此的优良传统，多出学术著作和普及文化读本，在第一个百年的基础上更显辉煌！

2011年岁暮写于南开大学邃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