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之女:他没给我们留一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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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3日     成都商报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中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

 

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字伯鸿，号少沧，幼名沧生。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汉族，浙江桐乡人。母为李鸿章侄女，颇识诗书。

自他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之日起，直到他1941年在香港病逝前的近30年时间里，一直总揽中华书局业务。这期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中华书局也是几度风雨，几经磨难，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并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

梁启超曾任董事

1916年任董事

于右任曾任董事

1917年开始任董事

孔祥熙1917年开始任董事，1948年3月～1949年8月担任董事长。孔祥熙任董事长后，书局大量承印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进一步发展。

杜月笙也任过董事，1948年3月～1950年9月任董事。

诞生于“文化街”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上海创立，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三间店面。

福州路是上海有名的“文化街”。1911年福州路上的各类书馆、书店达68家，到了193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00多家。其中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三家出版的新书占全国总数的70%。

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内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开设了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走进如今的书店，你会发现琳琅满目的教材、教辅书。你知道100年前民国刚成立时，是中华书局印制了民国后第一批新的《中华教科书》吗？读书人家里有一套《辞海》，你记得中国第一本《辞海》是中华书局编撰的吗？你也许不曾了解，有一位名叫陆费逵的中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他创办的中华书局编写的中华教科书惠及当时的无数青少年，而他的女儿在少年时期却仅正规地上过三年学校。

今年3月，中华书局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自己百岁生日的盛大庆典仪式。2月，中华书局将出版记载百年历史的《百年中华大事记》。

编印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

《中华教科书》让书局一炮成名

中华书局的这套教科书几乎占据当时的整个教科书市场。1912年中华书局在《申报》刊登的广告《中华书局宣言书》上提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1925年出生的陆费铭琇，在父亲一手创办的中华书局年满100周岁这年，也已经87岁。这个从未和出版打过交道的首都医科大学老英文教师，回忆起和父亲相处的10余年，一个个细节都默念于心，记忆未褪色半分。

三个租来的门面成书局起跑线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一天成立。上海四马路（现福州路）东边的三个租来的门面，就是中华书局100年的起跑线。26岁的陆费逵创办了此后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中华书局。

民国初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当时的教科书里都是宣扬清朝封建思想。26岁的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诞生，但却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秘密印制适应共和政体的《中华教科书》。陆费铭琇回忆，参加过革命组织日知会的父亲当时想的就是革命一定会成功，教科书也一定会被启用。

事后证明，创办中华书局后的第一步非常成功。陆费逵写公开信给刚上任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直截了当地说，革命胜利，民国开元，如何重建世界？如果没有彻底的教科书改革，很难塑造一代新人。

1912年1月19日，民国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

塑造适合共和政体的礼仪规则

一个月后，秘密编辑的《中华教科书》开始出版，这是中华书局成立后的第一套教科书，也是第一套出版物。

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习字帖、习年画帖五种四十册，教授书三种二十四册；高等小学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英文、英文法八种三十三册，教授书六种二十八册；中学、师范用书二十七种五十册。1913年，教科书出齐。这套教科书被称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

正值春季开学，中华书局的这套教科书很快被各个学校抢订，几乎占据当时的整个教科书市场。中华书局一炮成名。1912年中华书局在《申报》刊登的广告《中华书局宣言书》上提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创办期刊 聘梁启超编《大中华》

包括当时的出版大鳄商务印书馆在内的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还尚未来得及修改前清政府的内容。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一套中华教科书，让无数当时的青少年开始接触新式教育。

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曾撰文回忆和《中华教科书》的不解之缘。他当时上的高等小学课本全部都是中华书局编印的。这些教科书让自己耳目一新。

格外重视教育的陆费逵还陆续创办多个期刊，包括《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图书月刊》《中华英语》等，以及多种少年儿童期刊。1915年，他聘请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月刊，所刊时政文章抨击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

父亲是编教材的 我却只上过三年学校

 “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

全国推广普通话 父亲有功

在女儿陆费铭琇心里，父亲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有骨气有担当的书商。

事实上，陆费逵从来不仅仅只是出版而已，也从来不只是一个书商。他还是推行过国语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曾在1906年建议设立字母学堂。陆费逵曾认为，中国各地方言不一，国内还有不同地方的人要使用英语交谈，这影响了国家政治、军事和社会交往。为此，陆费逵担任总经理的中华书局，积极参与到近代国语运动。发起国语统一讨论征文，出版大批国语讲义，中华书局还特别承办了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制作国音留声机片。陆费逵经过对北京、天津、太原、南京等地实地调查发现，虽然注音字母颁布，但学校教授国语依然困难，于是在1919年决定制造国音留声机片，并在次年制作成功。当时的教育部批准审定要求各个学校将其作为学习国语的教科用品。

“我在家的时候和父亲也是说的普通话。”回忆这个问题，陆费铭琇始终带着些骄傲。陆费家是浙江桐乡人，但是在家的时候却极少讲家乡话，父亲和他们讲话都是讲的普通话。对于陆费铭琇而言，普通话的全国性推广，父亲曾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两亿字《四库备要》 一字不错

“父亲认真，特别认真。”如今的陆费铭琇依然感慨。100年后的出版行业已经非常发达，出版社多如牛毛。但陆费铭琇有时会和老伴抱怨，现在好多书错字都不少。父亲陆费逵组织人力花了四年时间编成《中华大字典》，其所收字条比《康熙字典》还要多，二十年时间编撰完成《辞海》，整理出版古籍《四部备要》。

陆费逵认真到了一种执著的地步。两亿字的《四库备要》，查一遍只有十几个错别字。改正后，居然一个错字也没有。他还特别到报纸上打广告，说谁在上面找到一个错字，给十块大洋。可最后，这十个大洋也都没有花掉。

菜必须等白米饭吃完才能吃

这样一个重视教育、文化的陆费逵，却迟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出去念书。女儿陆费铭琇甚至从来没有用过《中华教科书》。

陆费铭琇回忆，她有一兄一姐，小的时候，父亲对子女管得很严格。由于陆费逵的社会影响大，怕子女出去念书会有意外，因此在陆费铭琇12岁以前，连小学都没有念过。1937年，上海沦陷，12岁的陆费铭琇随父亲举家迁往香港，才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念了三年。在陆费铭琇以后进入大学学习之前，这三年是她唯一的正规学习经验。

陆费逵要求孩子必须学好汉语，一定不能做亡国奴。由于那个年代随时笼罩着战争的阴云，父亲要求家里的孩子必须做好要打仗的准备，学会吃苦。家里曾有一条规矩，吃饭不许夹菜，只许吃白米饭。一碗白米饭，配了一点菜，但菜必须等米饭吃完以后才能吃。陆费逵告诉孩子，吃完米饭以后再吃菜，证明如果遇到打仗找不到菜吃时吃米饭也能活得好。

1941年陆费逵去世，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他在中华书局的股份一点也没有留给妻子、孩子，而是交给了书局。陆费铭琇解释，父亲一直是把中华书局当成一个重要事业，不让家里管书局的事情。父亲认为中华书局的股份是要继续用来书局发展的，绝对不能随便动用，自然也没有留给家人。中华书局当时一直走得很艰难，而要把书局发展好则不可以带着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