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风雨百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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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4 11:31 作者:李菁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民国“新生儿”

1912年1月1日，上海福州路东首老巡捕房对门的楼房下，一个只有三间店面的小书店开张了。创办者是出版界的三个年轻人——商务印书馆的陆费逵、戴克敦和文明书局的陈寅。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历史时刻，陆费逵为民国“新生儿”取了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字——中华书局。

陆费逵

 

中华书局的核心人物陆费逵年仅26岁。陆费逵，字伯鸿，号少沧，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是个复姓。很多人曾以为他姓陆，名费，字伯鸿，因而有称之“陆费伯”、“费伯”或“陆伯鸿”。为此，陆费逵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解释。

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人的陆费逵，一生并未受到多少正规教育。他后来形容自己“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父亲是靠着超人的顽强毅力自学成才的。”在北京三路居的居所里，87岁的陆费铭琇向本刊回忆起父亲，仍充满敬意。陆费逵17岁步入社会，但自修读书的好习惯一直保持下来。每天在工作之余，他都要抽出时间看书读报，学习外语，练习写作。对知识的兴趣与渴求，为他后来成为出版家积累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买书困难——一方是经济困难，一方是购书不易——大家想开一家贩卖书籍的店，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1904年，18岁的陆费逵与几个同学集资1500元，在武昌横街租了间房子，开办了一家名为“新学界”的书店，陆费逵任经理，没想到这也由此成为他后来一生事业的起点。

陆费逵（左五）等在凹版印刷大电机前合影

 

彼时交通发达、商业兴隆的武昌，也是受革命思潮影响颇深之地，“新学界”所售之书中，也不乏《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进步书籍。年轻的陆费逵深受这股思潮影响，并在1905年加入刘静庵等人在武昌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不久，他辞去书店工作，在汉口《楚报》任记者和主笔。短短几个月间发表了大量文章，讥评时政。“因为批评清政府腐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楚报》，他也被通缉。他的一个同伴已经被抓走。父亲后来说过，当他得知消息时，鞋都来不及穿，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陆费铭琇说。

在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交汇的上海，陆费逵很快找到了立足之地。1906年，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工作。文明书局是上海一家影响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文明书局一年多时间里，陆费逵担任多项职务，经常出席书业公会，结识了许多出版界著名人士，对我国书业的发展现状，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长期专注于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的学者周其厚教授告诉本刊。

彼时，在上海滩的出版机构当中，商务印书馆是最有实力也最有影响的一家。其国文部部长高梦旦参加书业商会时，结识了陆费逵，几次谈话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为经营书业编辑、印刷、发行相互联系，但往往发行人员不懂印刷，印刷人员不知发行，能编辑的又不知发行和印刷，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又对发行印刷有所研究，所以高梦旦把陆费逵作为人才向张元济举荐。1908年秋天，22岁的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任国文部编辑员，是最年轻的一位。短短半年后，他便被任命为出版部部长、交通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共关系部）部长。据研究商务史的专家汪家熔说，在商务印书馆内兼职的人，都是极受重视极为能干之人，而陆费逵兼着三个部长的职务，工作能力之强以及所受信任之深可见一斑。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维新运动所导致文化和教育变革的一个结果。其掌门人张元济曾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康有为同日受到过光绪的接见。变法失败后的张元济绝意仕进，把所有心血投入了出版事业，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成立以来，教科书一直是主要业务。”周其厚说。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其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

教科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正是陆费逵的兴趣所在。当年他闯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开办一所学堂，虽然仅存在了8个月，但他对教育的关注一直没有转移。“父亲后来在日知会参加革命时，发现同事间由于修养问题，互相勾心斗角，他意识到，即使革命成功了，如果人的素质不改变，革命也是不成功的。而改造国民素质，就要从教育抓起。”陆费铭琇说。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杂志》的主编，精明的陆费逵借此渠道，结识了许多教育界人士，顺势推广商务印书馆的课本及各种业务。他在杂志中夹带读者调查表，学校填写之后，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年的杂志。而这些反馈回来的调查表，更让陆费逵有力地掌握了教育界的动向。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走向它最后的岁月。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陆费逵敏感地嗅到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可是商务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已经多年未变。商务内部一些有远见的人劝张元济应准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的教科书。张元济犹豫不决，“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此种情形令陆费逵心生失望，遂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

早在文明书局工作时，陆费逵便编纂过一套新式教科书，因为资金问题未能如愿。这个历史关头，他果断决定进行“教科书革命”。在他看来，如果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陆费铭琇说：“在父亲看来，如果民国建立了，而教科书上还写着过去封建皇帝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拉上一批人，其中包括我的三叔，一起编教科书。”

陆费逵选定民国成立的当天为中华书局挂牌，“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此举也在冥冥中使中华书局的历史与一个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

民六危机

中华书局真正的营业开始于2月初。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启动资金只有区区2.5万银元，仅为出版界“大佬”——商务印书馆资本金的1/30。陆费逵的个人声望，亦远不能与张元济相比。最初几天的情形，也颇令这些踌躇满志的年轻创业者们沮丧。据钱炳寰先生所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营业之始，第一日仅售洋五元，惴惴之情现于颜色，第二日售百余元，第三日始批发，增至五六百元。”

中华书局编辑所

 

可是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规定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而于是内容合乎共和体制的“中华教科书”，成为被追捧对象。当时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十数册，“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这也给中华无形中巨大的商机。开办第一年，营业额达到20多万元，他们买了六台印刷机，开了自己的印刷所。

至1913年完全出齐的中华教科书，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虽然商务印书馆也马不停蹄地赶制出《共和国教科书》，但是占得先机的中华书局早已赚得盆满钵满。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增至100万元。到了1916年6月，中华书局资本已增到160万元，在全国设立的分局也多达40多处，员工也由最初的不到10人发展到2000多人，一跃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初战大捷，陆费逵踌躇满志，自认“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于是他接连有了几个经营的“大手笔”，却也为日后的一场巨大危机埋下了种子。1916年，中华书局在静安寺的总厂建成，在河南路口的总店五层大楼也相继建成，编辑所及印刷所全部迁入。

陆费逵一向重视印刷技术，为了进一步扩充印刷力量，特别是彩印方面，又添置了大橡皮机和铅版机套印彩色，从而一举确立了中华书局在彩印方面的领先地位。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投入几乎占用了中华书局的全部资金，以致企业的日常开支要依靠银行押款和吸引社会存款来运转。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过大，扩充太快，同业间竞争又十分激烈，加上一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巨额公款，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日常资金周转。

1917年5月，外间谣传纷起，称中华书局即将破产，于是社会上存户纷纷前来提款，形成风潮，流动资金紧缺，中华书局陷入困境。陆费逵后来形容“在最盛之时代，演出绝大之恐慌”。因为1917年是民国六年，故而被称为“民六危机”。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中华书局以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为主，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对手，彼此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两家因宣传推广、批发折扣、同行回佣等开支也损失巨大。两家于是都有联合或合并之议。1914年协议未成，1916年中华书局又曾向商务印书馆试探，但都没有形成结果。此番中华书局资金周转失灵行将搁浅之即，两家开始正式协商。从当年3月到5月间，几乎天天商议，后来出版的《张元济日记》充分反映了此事。商务内部意见也不一样，虽然张元济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但郑孝胥等反对接手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陷入债务危机，特别是股东们纷纷提款，这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效应。商务怕背上这个包袱，把自己也拖进去，这在张元济日记、郑孝胥日记中有反映。”周其厚分析说。另一原因，据《张元济日记》记录，原来与商务有过合作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正好在上海，他建议商务不要并吞中华，有个竞争对手，可以使自己处在努力处在自强的约束之中。

其实中华此时的状况，用张元济的话说是“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是资金周转困难而非资不抵债。所以中华的大股东决定出面支持，向债权人疏通，说服他们从共同利益出发，不要逼债。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来做这个工作，自然有人买账。不久，常州富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筹集资金作为垫款。各方努力下，局面最终被稳定。陆费逵曾一度被拘押，后经查证他本人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后，仍参与负责日常工作，职务由局长改任司理。薪金降为100元。直到1919年，中华书局业务逐渐有所好转，陆费逵改任总经理。

重整旗鼓

走出危机后的中华书局重整旗鼓，由此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也推出一部部日后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中华大字典》、《辞海》是中华书局编纂的两部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典。自1915年出版至今，多次重印。《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以来200年文字学研究成果，增收了近代方言和翻译中的新字，共收字46867个，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辞海》，是我国唯一一部综合型大型辞书，其编纂更是经百余人先后20年的努力，自1916年始，至1936年才得以开始发售上半部。《辞海》的出版得到读者欢迎，至1947年各种版本销售超过百万部。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精通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于1913到1922年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初编。而从1920年起，中华书局开始编辑《四部备要》。1921年，聚珍仿宋印书局加盟中华书局，使其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聚珍仿宋印书局是著名金石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与弟弟丁善之创办的。丁氏兄弟费十余年之心力，创制了“聚珍仿宋字体”——现在我们电脑中使用的仿宋体即来源于此。以聚珍仿宋体排印、丁辅之亲任监造的《四部备要》，也因选书精要，文字古雅而被称道。茅盾先生后来总结：《四部丛刊》是“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四部备要》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掀开古籍整理的新篇章。”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告诉本刊。

中华书局上海福州路大厦（1916年落成）

 

除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是另一项巨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古代类书，号称“古代百科全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后来罕见传本。1933年，中华书局以1万元价格购得底本，在加工修整制版等方面不惜投入，在1934年开始影印出版。“在原书几近绝迹的情况下，中华书局的这一出版行为，确实具有文化抢救的意义。”武汉大学教授吴永贵说。为了便于读者购买，中华还将原书5000册缩印为800册，售价低廉，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为广大读者所使用。解放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为他配置的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名列其中。“《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成为中华书局古典文献书籍的著名品牌，这种品牌效应，一直延续至今日。”

 “照理说中华书局是做‘古’的，但中华的‘古’是一种非常新的‘古’。是在新思维、新视野下的整理国故。”著名历史学者、北大教授李零向本刊这样评价，“中华书局是民国的产物，它以求新为目的，其出版作品反映的都是废科举以后新学崛起的情况，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虽然两家一直是竞争对手关系，但是它们在那个历史时期都承担了启蒙的工作。”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热情地为这次新文化浪潮推波助澜。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后来主持《辞海》编辑以及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的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专著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始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此译本。

中华书局形成的良好品牌效应，吸纳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各界人才，比如梁启超、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舒新城、金兆梓、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在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方面，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抗战前夕，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黄金时期。

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不仅对书刊内容有崇高的追求，而且在书刊形式上也精益求精，十分讲求印刷技术和印制质量。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所以在硬件设备上，陆费逵一向舍得投入。中华书局拥有当时最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凭借一流的印刷设备，其印制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

因为拥有一流的印刷技术，中华书局也承接了许多特殊的印刷业务，诸如为纪念《申报》50周年而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全国地图集，经各同业制出样张评选，最后由曾世英先生决定交中华书局印制。直到现在，上海中华印刷厂仍然是全国印制地图重点厂之一。除此之外，还接印了广告和烟草公司卷烟包装的印刷。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中华书局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除了传统出版、印刷业务外，还开办文化补习学校，成立教具制造厂，发行所还兼营文具仪器、标本模型、运动器械、教育用具、风琴乐器，以及玻璃器、陶器的文房四宝等。随着事业发展，至“七七事变”前，分支机构有40多处，抗战胜利后还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父亲从友人那里听说‘维持会’将公布的名单里有陆费逵的名字，他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决定立即在名单公布前离开上海。”陆费铭琇回忆。她还记得父亲同母亲商量，是自己先走还是一家人一起走。1937年11月5日，陆费逵带着全家一同去了香港。此后，中华书局大批员工撤到重庆、成都，在当地设厂印刷，客观上带动了后方的印刷技术的提高。

1941年7月9日上午，56岁的陆费逵在香港突然去世。“陆费逵去世后，书局的经营方针有所变化。它利用其印刷能力，承揽了大批印钞业务以及有价证券的印刷。纱布、面粉交易所成单、地方官钱局钱票、公债票，直至发展到邮票和纸币印刷。”徐俊介绍。解放初期，上海中华印刷厂也是印制人民币的工厂之一，至1950年5月才告结束。

分分合合

新政权成立后，像其他行业一样，出版业的发展规划也被纳入国家高度计划中。1952年，中华书局被出版总署指定为中央一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编辑所、印刷厂中西文排版一部分迁往北京。出版总署将全国出版社重新洗牌，划定了各自的专业分工。在这个统一规划中，中华书局编辑所以出版农业、文史、俄语读物为重点。

1954年，全国开始进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了公私合营的时期，原有的老字号私营出版机构，只剩下‘中华’和‘商务’两家。这两家虽然保住了名号，但实际上都分别和别的出版社合并起来了。”徐俊介绍说。5月1日，中华书局将总部从上海迁至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对外挂财经社和中华书局两块牌子。商务印书馆则合并到了高教出版社。

当中华书局按照出版总署的统一规划，开始出版农业、财经和俄语类图书时，出版总署又成立了一家新的出版机构——古籍出版社，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不难看出，此番调整的目的，就是让古籍出版社取代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的传统地位。古籍出版社编辑不足10人，大部分是叶圣陶早期在上海开明书店时的旧识，他们集中在出版总署里办公。

古籍出版社的地位，从它一接手就上马的“国家项目”——点校《资治通鉴》便可以看出几分端倪。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亲自倡议和交办的。曾担任过范文澜的助手、历史学家蔡美彪回忆：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与吴晗被分在同一个小组。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并要吴晗转告范文澜，组织一些人，一两年内标点出版，以供广大干部阅读。“毛泽东还说到读史应有地图，可以把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以供利用。”大会后，吴晗找到范文澜，两人随即着手筹划。

经与各方协商，1954年11月初，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组成。由范文澜与吴晗牵头组织，顾颉刚、张政烺、贺昌群、容肇祖、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与何兹全这10位历史学家成为标点小组成员。南开大学郑天挺、古籍出版社章锡琛后期加入。组织标点，需要有工作空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出面，向北海公园借用未开放的画舫斋小院。此处环境幽静，清雅宜人，无外界干扰。“《顾颉刚日记》里面对这一段工作有很多描述，说每天他们都要去北海上班，每天又工作了多少等等。”徐俊说。

《资治通鉴》世传版本非常多。标点工作小组经讨论，决定选用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采用章钰的校记。“标点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标点符号用法》原为语体文制定，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古籍。哪些符号可用，哪些不用，需首先有个共识。所以第二次小组会特别邀请出版总署副署长、语文专家叶圣陶先生到会。大家就一些标点中的难题，向他请教。经过讨论认为，一时难以制定完备的古籍标点条例，先就标点、分段订立几条原则，开始工作。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完善，再进一步制定凡例。”为会议作记录的蔡美彪回忆。小组会上还商议，参加者各承担若干卷，完稿后统交王崇武汇总，最后由顾颉刚总校定稿。

标点《资治通鉴》完成后，交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前，如何署名亦是议题之一。范文澜虽然在前期承担了一些组织工作，但是“范文澜主持学术组织工作，从来不署名”；顾颉刚因为做到一半生病去北戴河疗养，没有负责后期的工作，也不愿意牵头题署。经商议，最终决定在每卷后面署上点校者和审稿者的名字。1956年，标点《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古籍出版社又继续推出《续资治通鉴》、《三国志集解》等书。

重返古籍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华书局的态度又有所改变。“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中华嘛，就搞‘古’的，商务呢，就搞‘洋’的（指西洋哲社名著）。从这个讲话看出，那时候领导人已经有让两家恢复独立建制的动议。”徐俊说。

1957年3月，存在仅三年的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张静庐、徐调孚、章锡琛、陈乃乾等原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也并入中华；中华书局的社址则迁至原古籍出版社和出版总署的办公地——东总部胡同10号。与中华书局形影不离的“老对手”商务印书馆也与高教出版社分离，恢复独立建制。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一分为二，一部分与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金兆梓任主任；另一部分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舒新城。

“中华、商务各自独立后，文化部还专门下发了一个关于两家如何分工的文件，分工讲得很清楚，就是中华以前出版的翻译类书今后不再出了，都归商务；商务出版的古籍书全都归中华。这个规划的力度非常大，但是也没有完全被执行。1958年以后，甚至包括1978年恢复工作以后，我们还是重印了一些商务以前的书，比方说解放前商务出的《国学基本丛书》中的本子。当然现在互相都不出对方的书了。”徐俊说。

在政府强力规划下，中华书局从此在古籍出版方面向更专业化迈进。除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校点整理外，相继整理编纂出版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国榷》、《明经世文编》、《宋会要辑稿》等大型图书，以此奠定了在出版业中的鲜明特色和在学术界的历史地位。除了这些大部头，中华也出版了“平易近人”的“小”作品，比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里面包括贾兰坡、吴晗、单士元、戴逸、侯仁之、任继愈这些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的作品，内容深入浅出，颇得学界和读者的好评。

“在那个年代，中华书局，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它们对知识的‘批量生产’，对于一个学科的基础建设是特别重要的。”著名学者、北大教授李零这样评价。

当我们现在再回顾那些经典古籍整理工作背后的故事，都不难发现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扬、吴晗等人的名字，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文化最高层面的主导者参与其中，这也显示了当时中华书局地位的特殊性。不仅如此，1959年，北大中文系和中华书局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型的培养古文献整理人才的专业，翦伯赞为之拟定了“古典文献专业”。这个专业也为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培育出了不少人才。

“文革”开始后，中华书局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陷于停顿。“为了配合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我们出过一些‘三结合’编写的‘评法批儒’的作品。”徐俊说。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同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第二年，“二十四史”标点工作开始恢复，到1978年全部出齐。

“除了恢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整理，这段时间中华书局主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奉上级指示，出了一批‘大字本’。”徐俊说。

1971年“9·13”事件后，毛泽东的视力减退，不久又患了白内障。为了解决毛泽东的读书问题，由中办出面安排，将要看的书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出版。起初都是用一号长仿宋字体。可渐渐地，一号长仿宋字也看得不太清楚了，于是又将一号长仿宋字体改为36磅长宋字体。

中华书局当时承担了这项特殊政治任务。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20多份，一般只有5至7份。虽然印量不多，但程序上一点也不简单。“36磅长宋字体一般都是用来排书刊标题的，所以印刷厂当时很少有这种字模。当时国家出版局临时从全国各地请来几十名刻字师傅，在天津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重新刻制了四副36磅长宋字体的字模。”徐俊说。据说当时北京存两副，上海、天津各存一副。一部平装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往往要装订成几个分册、十几个分册，甚至几十个分册。这批大字本，除了李贽的《史纲评要》、《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综》、《李太白全集》等外，还包括章士钊《柳文指要》和马叙伦《老子校诂》等。

“文革”结束后，1979年8月，一度合署办公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恢复正常建制。短短三年间，一大批重要典籍、论著以及众多学术丛刊、汇刊面世。1981年12月10日，在陈云的直接过问下，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诸如《中华大藏经》这样的古籍整理工作开始启动。

名家、名著、名编辑，共同铸就了中华书局的图书在学术界、出版界的地位。“那个时候如果说谁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大家都高看一等。这就意味着在学术上得到承认。那个时候中华书局也承担了部分学术评价的功能。”徐俊说。

在汹涌的时代大潮面前，中华书局后来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如何让“中华”这个已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品牌，再迸发出它耀眼的光芒，不仅是在其麾下工作者，也是每一个关注它的人共同的愿望。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中华书局百年史，也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即使在100年后的今天，陆费逵的话依然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