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华培育一代代学人

建国前，我在上海读高中，经常到福州路去逛书店。座于该路与河南路转角处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更是常去的地方。这两家书店毗邻而立，规模宏大。一进门，便见琳琅满目，满厦书香。那时已是开架售书，东翻翻，西翻翻，常是流连忘返。

建国后读大学，又留校任教，学的是古典文学，仍与中华书局结缘。一有问题就去查《辞海》等工具书，阅读经、史、子、集中的著作，都可在中华书局出的《四部备要》中找到。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可靠。可以说，中华的书伴随我成长。

改革开放之后，总算成长起来了，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可以放手写写东西了。不论教学还是研究，仍是离不了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等书。这类书的整理工作，示人以规范，让人懂得治学之道。

担任导师之后，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他们的读书，或是写作论文，仍是依靠中华出版的系列典籍。

再看看我们的师辈，他们读的书，用的工具书，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也占很大比重。由此可见，中华书局培育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也可以说，中华书局为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以中华书局本身作研究对象，考察其成长的过程，则又可见其内在的动力，来自不断创辟的精神。中国的出版业自以商务印书馆为龙头老大。从古典这一块来说，又有张元济等人的筹划，当然成就非凡。作为后起之秀，中华书局迎难而上。商务出一套“四部丛刊”，中华就出一套“四部备要”；商务出一种《辞源》，中华就出一种《辞海》，中国的出版界，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从而提高了全民的文化水准，也维护了传统文化的尊严。

从中可知，中华书局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些先行者勇于挑战、不断开拓的精神，成了这家百年老店的内在动力。专业与普及并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推出精品，自是他们的成功之处。

当下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作为古籍出版方面新一代的龙头老大，中华自当负起团结大家共同前进的责任。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日益引起世界各地人民的重视，中国的出版业者自当为中国的崛起作出贡献，将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大家。这也就是说，中华自应延续培养一代代古代文学爱好者的重任，还要在世界各地培养出一代代的中华文化爱好者。

就中华而言，我想他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应当具有新的思路。当年中华取得的成就，毋庸讳言，政府的力量从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政府投入的资金多，享受的专利多，上面可以运用各种行政力量集中突击某一任务，自然容易干出成绩。目下中国的出版界出现激烈的竞争态势，以同一行业而言，全国已有二三十家古籍出版社参予竞争，要想在其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实属不易。当下还要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竞争，当然更为艰辛，更为不易了。

但我对此很乐观，相信他们定能不负国人重托，因为中华的内在动力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不论处在什么历史阶段，中华内部总能凝聚一批出版方面的精英人物。建国前是这样，建国后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乃至步入新世纪后，中华都有一大批这一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出现，因而今日仍然呈现蓬勃之势。作为一个对中华书局历史略有所知的人，预测其远景，仍是前程似锦。

如上所言，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撰稿者，我与中华书局关系很深切。与前辈周振甫先生等，就有交往；与我同辈的人熟识者更多，友情更深；比我年纪轻一些的人中，也有很多朋友。而我自己的文章，就曾多次发表在《文史》等刊物上，我的著作，也蒙中华惠予出版，这些都曾给过我很大帮助。应该说，我之所以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中华起了很大作用。当此中华书局百年华诞盛典到来之际，自然兴起一股感动与颂赞之情，希望藉此小文而予以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