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书局”的片段记忆

http://jb.sznews.com/html/2012-03/18/content_1967947.htm 

杨照

高中放学时，固定的程序是这样的，三点五十分下课钟响，收了书包戴上帽子，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晃个几分钟，等散在不同班级的死党们聚齐，然后出发。越过南海路，进入植物园，从博爱路右转爱国西路，然后再左转，就到了重庆南路。重庆南路上有老台湾银行，有时候边门会开着，会看到行员们将一箱箱破旧的纸币，从车上抬进去。一个行员回答过我们好奇的询问，“这里是所有钞票最后的终结。各地收到不堪流通的破旧钞票，都要送来这里统一销毁。……那每一箱，如果装的是一百元钞票，是一百万元。”

我们做出惊讶的表情。然后彼此讨论，如何从里面偷出一箱钞票，再脏再臭都没关系，然后再开始想象，如果有了一百万，那么可以干吗？其实我们对于财富的想象力，极其有限，所以这话题讲不了太久，就必须放弃了。还好我们也走过衡阳路口了，眼前有了一家又一家连绵展开的书店。

一过衡阳路，我们必定要进去的书店，是“中华书局”。没什么别的道理，因为“中华书局”没有摆放任何想象中高中生应该有兴趣要读的书。那是一家从大陆搬过来的老书店，全名应该要加“台湾”两字，时间好像在书店里冻结住了，或许该说书店里的人似乎决定要忽略时间的变化，才对得起遗留在海峡对岸的故土。和“中华”一样冻结时间的老书店，还不少呢，同样在重庆南路上的，就有“世界”、“商务”，不远处还有“东华”、“开明”等等。他们的墙上摆满了都是大陆时期就出了的书，还要减除当年政治敏感判断不宜的部分，包括作者“陷共”或“投匪”的，也包括对国民党、对中国文化不够友善崇拜的。如此一来，书单书架上留下来的，就只能是古书古籍了。

像是“中华”，一进门，最抢眼的是一大面《四部备要》丛书。这些书用美丽工整的仿宋字统一重排，都是中国古典的重要著作。我们曾经去过中研院，参观胡适纪念馆，保留下来的胡适故居书房里，有一个木头柜就是专门用来收《四部备要》的，而且我们靠近贴着看，发现柜中几乎每一本书，都夹插了小纸条，显然胡适先生都读过了！令人惊讶，尤其让我们惊讶，因为那一套书完全没有标点，我们读来多么吃力而缓慢。

到我们念高中时，能够读古书古文的人，就已经凋零寥落了，那么像“中华”这样的老书店要如何支持下去？意外地，就在“中华”门口的书摊上，翻读当时地位暧昧的党外杂志，里面刚好就有一篇“揭露”了教育部教科书的黑幕。原来有几十家这种“特权书店”挂名在中小学课本的“总经销”名目下，不需费什么力气，每年就能坐享“经销”课本产生的庞大利益！我看看文章，再回头瞧了瞧被点名的“中华”，想想竟然是我每学期缴的课本费，帮忙维持了这样古书古籍寂寞满屋的局面，突然，我心里非但没有愤慨，反而生出一点庆幸与安慰来。

上次在专栏文章中提过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我读的就是当时在中华书局买到的何欣先生译本，版权页上登记的是“中华民国六十二年四月三版”，定价是“基本定价壹元玖角正”。将近四十年前印行的书，倒并不是那时书价便宜到一本书不到两块台币，“基本定价”要乘上书店自定的倍数，才是真正售价，几家重庆南路的老字号书店墙上都挂着倍数公告，依稀记得我买书时，中华书局的倍数应该是四十吧！

“基本定价”的背后是严重通货膨胀的记忆。货币价值一直跌，市场一日数价，只好印一个“基本定价”，然后视局面变化，随机调整倍数来因应。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缓和了，其噩梦却没有消散，还留在台湾中华书局的版权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