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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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7 版） 

■孙昌武（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华书局百年局庆，为了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不避谫陋，写了八个字：“春华秋实，大块文章。”李白当年形容桃李园的美景是“大块文章”，百年中华出版众多“大块文章”，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化领域一道靓丽的风景。

回忆自己一生读书、教书、写书（当然还有不能读、不能教、写了也不能面世的时期），与书厮守相伴，最主要、最重要的是中华书局出的书。由书结识人，遂结交中华书局上下、老少许多朋友，中华成为我大半生真正的良师益友。这些年世事变迁，老成凋谢，朋友已经不多。对于我，中华的书、中华这拨人就更值得珍重。

更早读中学的事不说，1956年上大学，一年级，马汉麟先生教《古代汉语》，开讲先介绍三本书：杨树达的《词诠》、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等人的《古书疑义举例五种》，都是这一年中华出的。三本书都是精装，书价合共五块多，当时是节衣缩食买下来了。这三本书我一生受用，打下了读古书的基础（直到去年，给入学新生讲课，还介绍过这三部书）。不过从第二年“反右”，我走了背运，这几本书，连同我真地是字面意义的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包括中华出的《古诗源》、《左传选》等其他的书，陪着我度过漫长坎坷颠沛的生活。1958年，我作为反面教员，曾在学校图书馆举办专门展览，我的包括那三本书的百多本书被拿去作“白专”的证据展出；大学毕业，身无长物，带着几箱书去东北接受改造，“文革”中这些书不能幸免，抄家时被当做罪证抄走；后来书被返回，所幸其中一些古籍倒没有遗失。陪伴我大半生的前面那三部书，如今就在我座椅背后、伸手可及的书架上。它们对于我，不只仍是教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工具书，更是我命途多舛的人生的安慰和依恃。在当年名为“文化”实为“武化”的“革命”中，有时处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真像是“万劫难复”的境地，这些书给了我精神支持。今天的年轻人对待书，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吧。

1979年，我得到“改正”，回到大学教书。经济上逐渐宽裕，后来又陆续得到一些研究经费，有可能买更多的书。由于专业的需要，主要买古籍，中华的书为多。买中华的书，一是合用，中华出版的大量古代基本典籍是从事教学、研究必需的。我研究韩愈、柳宗元，中华出的《唐六典》、《唐律疏议笺解》、《唐尚书郎官石柱题名考》、《登科记考》等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里的《韩愈资料汇编》、《柳宗元卷》和“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所收别集，提供了很多方便。再是中华的书可靠，不论是今人新著，还是整理的前人旧作，版本、点校、注释、论说，大都体现当前国内外学术水准。例如标点本《二十四史》（因为仍有瑕疵、缺失，正在重做校订），一编在手，可取代相传所有版本。又就我所做的唐代文学说，如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可以说总括了一代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教学、研究使用的图书资料，很多是中华提供的（当然还有其它社出的）；如果说这些年取得点滴成绩，很大程度也是受惠于中华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出版的古籍体现了目前中国的学术水准，它们给从事教学、研究的学者和入门学徒设置了学术上的高起点。从这个意义说，中华不只是出版机构，也是一个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的学术机构。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华出版多种我的书，包括著作、文集、古籍整理、翻译论著等。近30年，我在中华总有待出的书稿，直到如今。在当今出版事业进入市场、大讲“经济效益”的环境中，我深知自己的书“不合时宜”，每交出一部稿子，总是心存愧怍。但中华的朋友又总是慨然接受，认真地审阅、编校，印制出漂亮的书。1993年，许逸民先生担任责编，出版我翻译的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其中插图、引文很多，校核、印制都相当麻烦，许先生当时身为古典部主任，亲自操作。排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书里的日文书名，在中国的出版物里大多没有使用日本汉字，此事显得细小，许先生注意到并一一加以订正。这体现一种认真态度，实际也反映学术水准。我和日本学者衣川贤次、西口芳南合作点校《祖堂集》，总编徐俊先生亲自审阅书稿，提出长篇修订意见；出版后发现问题，又专程来天津商讨修订事宜。前年中华出版拙著《中国佛教文化史》，早在十年前动笔，顾青先生就约定由中华出版。这种学术上的信任给予我很大鼓励和压力。应当提出表扬的还有中华的年轻一辈编辑。《祖堂集》的责编李森本来不是佛教专业出身，但她勇于承担，兢兢业业，经过无数反复，终于编辑成一部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的禅宗典籍。《中国佛教文化史》的责编是年轻编辑罗华彤。他用了两年几乎全部时间编辑这一部书，仔细核对一条条引文，一个个人物、事件、年代等，更正了稿件里不少讹误。这体现中华书局的工作态度，当今也只有像中华这样的出版社才肯为出书付出这样的劳力和代价。我曾经不止一次对中华的不止一位朋友说过，近年单纯讲“经济效益”的办法实在不利于学术，中华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一条生路。

这些年看出书数量统计数字，委实不少。但是学术书出版困难，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新著不多也是事实。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华书局可以说是支撑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中流砥柱。近年已经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文化赋予社会发展与进步以持久的动力；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依靠的，除了政治、经济的实力，还有文化的实力。中华书局正是这样的动力，正在切切实实地做着增添这种实力的工作。

中华度过百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只是短促的瞬间。期待它随着年事渐长，多出好书，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