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辉煌的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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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7 版）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中华书局的老读者。在大学读书的时代，买的书基本都是中华出的。那时真是囊中羞涩，买书只能买最基本的，大概也就买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记得多是邮购，有的还是分册寄来）。另外买的《钱注杜诗》和《柳如是别传》，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但后者本是老中华，不过因为“计划出版”的体制，才改头换面。此后自己成了专业的历史学人，中华书局的书，更是伴随左右。读了几十年中华出的书，值此书局百岁生日，说句民间常道的祝福：恭喜发财，吉祥如意！

今年也是民国的百岁生日。当初中华书局的产生，与此直接关联，颇带些前瞻的眼光。据蒋维乔回忆，当清季革命声势日盛时，商务印书馆本以教科书而发达，一些有远见的同人也曾向主持者张元济进言，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的教科书。但张先生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自不必改。已在商务任出版部长的陆费逵，却暗中预备了全套教科书，并秘密组织机构。到民国元年，突然脱离商务，成立了中华书局，同时推出各种适用于民国的教科书，几乎独占市场。而商务教科书则因带有帝制时代特色，一夜间几成废纸。半年后虽勉强改出新版，而上风已为中华所占。

从那时起，中华书局便以能与时俱进而著称。而它同时又是能够温故知新的，在今日如此趋新的时代，又要应对已达残酷程度的市场竞争，却仍然以古籍为其“支柱产业”，想来还真是非常不容易。

不过，亨廷顿曾观察到：当非西方国家在追求以富强为标志的“现代化”时，它们竞相往西方寻求成功的秘诀；而在这些国家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后，又转而声称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西来的秘诀——促进了它们的成功。故国家的富强，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经济起飞之后，文化发展常接踵而至。中华书局看似迂腐的坚持，可能又一次成了前瞻性的准备。

尤其人人都有乡愁，现代社会尤甚。变动剧烈的时代，羁旅渐成常态，家乡也变得像了异乡，人们会更容易思乡。若像陈寅恪说的那样“以观空者而观时”，则思乡又类怀旧——虽是自己的往昔，其实也已陌生；而正因那往昔本是自己的，又让人充满向往。

这样看来，涉及过去的书籍，必有市场。在此个人主体性日益得到强调的时代，老百姓不仅喜欢知道皇帝、太妃和名人的隐私，也同样希望了解与他们自己相近的故事，尤其是更为“年相若”的故事。中华书局的出版对象，前些年已渐从古代向“近代”倾斜（个人也因此侥幸在那里出过书，虽然卖得不好，让出版方失望；在我自己，却是深感荣幸的）。若其能再进一步，向“现代”倾斜，更多讲述20世纪老百姓的故事，则既有助于釐清“我们是谁”的认同，想来也会有好的销路。

从历史看，商务和中华，其实都是靠教科书起家和成长的。自从“计划出版”的体制确立，教科书也就转向别处，渐有“垄断”之嫌。在经济也计划的时代，分工可能确有利于资源的整合。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好像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出版社大多变了集团，且个个都说要“做大做强”。这样，指令性的计划出版，仿佛成了“做大做强”的障碍，有些落后于时代了。我的印象，所谓“两会”成员中，出版人似不少。不妨多上条陈，建议打破教科书的垄断。至少就中华书局言，多一项稳定的收入，或许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收费，包括书价。

中华书局的百年，是与时俱进的百年，也是温故知新的百年。在新的百年里，继续的辉煌，是可以预期的。借此也表达一点希望，就是出书时不妨多为大学生和研究生考虑——他们和我当年一样囊中羞涩，却可能是你们最大的购书群体（尤其在大学扩招之后）；多少年之后，有些或也成为你们的作者，甚或书局的新领导。若出书的选择稍微再严一点，价格适当再让一点（例如少出精装书），大家都会感恩，并以买书为回报的。俗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