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受惠者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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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7 版）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中华书局已届百岁，可喜可贺。一个世纪以来，书局的事业与中国现代文史学术的发展，可谓同舟共济、相得益彰。由此而受惠的读者与作者，难以数计，自己也算是其中一个。

我最初脑子里装进了“中华书局”这个概念，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来自“中华活叶文选”。家里的书本来不多，但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打儿“中华活叶文选”，后来又拿回来了四本合订本的。对此书的版权，现在有不同看法，不过我就是从这套书，模模糊糊地知道了天底下有一个“中华书局”的。当时自己只是个小学生，书中内容太过冷僻了，只是随手翻翻，而且主要是浏览译文而已。如今还残留了一些印象的，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还有《七发》，篇名很古怪，内容也感觉离奇诡异。为写此文，又上网下载了这套书。这几篇赋在“中华活叶文选”的第1份，难怪留下了印象。印象最深的算是《快嘴李翠莲记》了。那李翠莲开口“赏她个漏风的巴掌”，闭口“你娘的臭屁”，读得我哈哈大笑。无论如何，“中华书局”给我的最初感受，是快乐。

此后一直到进入大学历史系读书，才再度跟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有了关系。最初学习古汉语，主要是阅读王力先生的4册《古代汉语》和北大中文系编的3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它们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

在学生时代，还订阅了中华书局的期刊《文史知识》。这份期刊的文章，可称深入浅出，给了我的专业学习很多帮助。“浅出”是说其选题丰富多彩，文笔活泼生动、赏心悦目。“深入”是说其中的知识来源可靠，很多出自专家、名家之手，而且其中经常包含着学术研究的线索与信息。记得曾从《文史知识》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越族的首领名号往往以“夫”字为前缀，这“夫”本是成年男子之称，但已变成了一个尊号。这恰好与我当时面对的问题相关，于是就在拙文中引述了这个论点。

随后所阅读、所利用的各种必读书、参考书，中华版的图书与日俱增。经常跑到灯市口的中华书局门市部购书。大约是1985年底或1986年初，听说中华书局把《太平御览》再版了，就赶到门市部去，把沉甸甸的4册书买下背了回学校。书价是104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的生活费。花这样一笔“巨款”，当然很兴奋，回宿舍之后一气儿翻阅了一整夜。在卷四一四中看到黄恭《广记》一条材料，涉及了秀才科察举与中正品的关系，赶紧写入《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一文之中。

眼下自己所藏的各种形态的书籍，合计约10万册。随手统计了一下，中华版的有五六千册，竟然占到了1/20以上。求学、教书20多年来，“中华书局”可以说是时时在侧，助我前行。在我的文稿、讲稿中，几乎没有一篇，其中没有“中华书局”的字样。

念本科时会偶发奇想，读书时随手摘录若干史文，就不自量力，拼凑成文投稿。有一篇居然得到《文史知识》编辑的惠顾，被采用了。这对一位初学者来说，当然是一种鼓励，淡化了我的视史学为“畏途”的心理。此文后来还被收入了一本介绍古代风俗礼制的普及读物之中。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其中提到此文，说是阎步克谈过古代的某个制度如何如何。自己不禁为之汗颜了──那不过是我读本科时乱写的东西啊，何足为据。然而就个人来说，哪怕起点低，总要有一个开始，随后 step by step。以前曾听过这样的话：学历史的要先学会坐冷板凳，四十岁以前不要急于写文章。不过我总认为，在读书阶段，积极写作与发表，是加速进步、事半功倍之捷径。对学者来说，不思考不写作何称“学者”；对学生来说，不写作无以真正进步。在课堂上，自己总是鼓励学生写作，哪怕是写知识性、普及性的文章。现在再加一句话：在写成之后，你们不妨向《文史知识》积极投稿。

此后至今，在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文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杂志上，发表过十多篇文章。此外，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两部书稿，没费什么周折，没什么附加条件，即蒙中华书局青目垂采，而且被收入“中华学术文库”，令我至今感怀。

给我的《品位与职位》一书做责任编辑的，是宁映霞博士。她曾协助我核对书中所引史料，纠正了不少疏误错讹。给我的《服周之冕》一书做责任编辑的，是张继海博士。他在审稿之中一丝不苟，也提出了很多问题、纠正了不少疏误错讹。作者交稿时，基本要求就是“齐、清、定”。但我在校对清样时，仍然会随时涌出种种的新想法，而张继海编辑允许我多次大幅度改动原稿。我的思考习惯是联想过多、跳跃性过大，写作时会随时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总是恨不得转眼就把这个要点写完，马上又去写另一个要点，生怕把脑海中闪过的念头弄没了。然而这种不良的思考写作方式，会留下很多疏误错讹。两位编辑的核对校正工作，等于是把本应由我做的工作，代我承担了，使我不致带着过多的污渍斑点、衣冠不整地见人。

《品位与职位》一书再版时，王传龙编辑又提出了若干问题。记得有一条涉及了北周官品“九命”之制。据《周书·卢辩传》等，北周改正一品为“正九命”，从一品为“九命”；改正二品为“正八命”，从二品为“八命”；余类推。我在书中，是按这个记载叙述的。然而王传龙编辑指出，径直这样叙述，对读者的理解很不方便，因为所提到的“九命”或“八命”是“正”还是“从”，读者一时看不出来。这个意见确实很好。遵其意见，我就把“九命”、“八命”之类的提法，改为“从九命”、“从八命”了，以期一目了然。这虽是个很细微的问题，然而改动了显然比不改好。

中华书局的编辑工作辨析毫发，由此可见一斑。人脑不是CPU，无法保障其运算滴水不漏，在这时候，来自编辑的片言只语，都弥足珍贵。中华书局的声誉，来自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高质量的编辑工作，是最基本的保证之一。中华书局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值得信赖的专业编辑队伍，这对作者是福音，对读者也是福音。

在现代中国的文史出版事业中，中华书局的显赫地位和辉煌成绩，不劳我赘言。“老树著花无丑枝。”展望未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华书局的蒸蒸日上，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就个人而言，可以说，没有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便没有我自己的教书生涯。饮水思源，知恩当报。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庆典之际，理应道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