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到作者 ——我与中华书局的历史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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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7 版） 

■郁贤皓（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和中华书局有很深的历史缘分。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北河南路安庆路口荣庆里11号，而中华书局就在河南路上，我只要散步走过天妃宫桥，穿过南京路，很快就到了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是上海最大的书店，不但有古代典籍，也有现代作品，还有杂志、画册等等。那时我家贫买不起书，经常到中华书局去翻书阅读，一看就是二三个钟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中华书局是提供知识的地方。解放后，中华书局迁到了北京，但上海还留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和毕业后从事教学和科研之时，经常到图书馆看书，大部分都是查阅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典籍和著作。特别是在1963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邀请全国一大批专家学者，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修订《辞海》，我有幸作为搭配也应邀参加这一工作。在从事这一工作中，我为查找书证而查阅得最多的书乃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排印本丛书。所以我的前半生一直是从中华书局获取精神食粮，是中华书局最忠实的读者。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与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有了密切的交往。那时傅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考证唐代诗人事迹的文章，我非常钦佩他的渊博知识和缜密考证，很想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当时我在我校学报及《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考证李白事迹和交游的文章，就把这些文章寄给傅先生，请他指教。傅先生的回信给我很大鼓励。接着我就寄了一篇题为《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的文章给他，请他修正并介绍发表，傅先生就将此文发表在1980年6月出版的《学林漫录》初集上。这是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刊物上第一次发表文章，非常高兴。从此我与傅先生通讯不断，友谊日益加深。不管我在哪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傅先生看到后总会写信给我予以鼓励。不久，傅先生晋升为中华书局副总编，他知道我正在撰写《唐刺史考》，约好了书稿完成后给中华书局出版。而1980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上，我又认识了中华书局赵守俨副总编，交谈中也提到我正在撰写的《唐刺史考》，他也希望此书给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因为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成立，该社领导多次降临寒舍，希望我支持新的出版社，请我将此书给他们出版，我就与傅先生商量，得到傅先生的同意，后来此书在1987年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内版，同时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与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国际版。所以外国的高校、学术机构和学者买到的都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的本子。

我为中华书局承担的最大项目是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以下简称《姓纂》）。1982年3月，傅璇琮先生来信约请我整理《姓纂》，由于我在以往研究工作中深切感受到《姓纂》一书对唐代文史研究极为重要，虽然明知此书极难整理，我还是欣然接受任务，并决定将两书合并整理。同时为了与《四校记》相一致，决定以光绪六年金陵书局翻刻本《姓纂》为底本。考虑到整理难度很大，经傅璇琮先生同意，请我的业师孙望先生负责审定把关。不久写出《整理缘起》和《凡例》，得到中华书局的肯定。是年秋，“《元和姓纂（附四校记）》整理”已正式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中华书局也已委任陈抗先生为此书的责任编辑。但当时由于我的教学任务繁重，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和寒暑假从事研究，手上的《唐刺史考》又急于完稿付梓，故直到1985年，我才到杭州、上海等地将现存的《姓纂》各版本（文澜阁本、文渊阁本、嘉庆刻本）对校完毕（岑氏当年曾以文津阁本参校），并整理出第一卷样稿。而中华书局则多次催促希望早日完成整理工作，考虑到工作量和难度很大，我担心难以如期完成，经中华书局同意，我就请当时任湘潭师院副教授的陶敏同志参加此书的整理工作。

岑仲勉先生在《四校记自序》中曾说：“大抵校书难，校氏性书尤难，校氏性书如《姓纂》者更难。”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对岑氏此说感受极深。由于《姓纂》几乎全由官名、人名组成，文中错误无法根据文意推求，只能根据史料判断，而其中文字的脱、讹、衍、倒又极多，而中华书局的要求，此次整理主要提供一个给研究者使用的本子，希望保存两书原貌，不作增删改正，这更给文字的标点增加了许多困难。我与陶敏同志反复商量如何保存两书原貌，如何标点和分段，如何校勘，如何处理岑校的错误，等等。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分工整理。当时陶敏同志每年要有两次，加上寒假、暑假都来南京，住在寒舍，与我一起商讨整理中遇到的问题，互相交换校阅对方整理的稿子，以保证全书体例统一，尽量减少错误。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亲如兄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6月完成全书整理工作，并编制了全书的姓氏索引和人名索引。1990年6月，我们又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赴北京对稿子作过局部的修订。近200万字的《姓纂》（附《四校记》）终于在1994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姓纂》的整理过程中，中华书局的许多先生给予我们以关心和指导。傅璇琮先生从约稿到出版，一直非常关心并多方帮助；古代史组主任张忱石先生曾亲临寒舍，与我具体商讨如何保存两书原貌等问题；责任编辑陈抗先生和柳宪女士更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非常认真地逐字逐句审读全书。由此使我深切体会到：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何以能保证高质量，中华书局何以能成为全国领军的出版社，就因为有一支学术水平很高并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编辑队伍，有一批科研能力全国领先的人才当领导。

我感到非常光荣的是，我不但能在中华书局出版一部《姓纂》（附《四校记》），而且后来还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如《文史》、《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文史知识》、《书品》等许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我终于从一个中华书局的读者成为了中华书局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