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百年风雨，幸为往圣继绝学 开万卷兰台，续向新民诵华章

http://times.clzg.cn/html/2012-03/26/content_266646.htm

 

发布时间：2012-03-26

中华书局百年，无数学者和读书人的思想受其滋养，百年华诞之际，他们有什么话想对中华书局说？

冯其庸：

搞文史离不开中华书局

我从小学五年级，抗战开始就失学。我本来就喜欢读书，家里又贫困，失学以后就到处借书读，《古诗源》《左传》《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不少，里头想不清楚有哪些是中华书局的。但最令人难忘的是，广告上登出来的中华书局出的《辞海》，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平时都是自学，自学有些弄不懂，也没工具书。

看到有《辞海》，我当时买不起，就跟一些亲戚朋友商量，请他们帮忙。他们一听我要买书，都很支持，给我马上解决了经济问题。从1947年到现在，《辞海》没有离开过我。我陆陆续续添了不少书。解放以前，我家里就放了不少书了，其中一部分是一个姓薛的好朋友给的。他是藏书家的家庭，整个几间大屋子全是满架子的书，地上也是，耗子咬、践踏，他说你要，你就拿吧，不拿，将来全没有了。

我也不好意思拿太多，拿了一部分到家里去。像《安般簃诗钞》、《古诗源》都有，还有这个《渔洋精华录》，都读了，读了以后就苦恼，不懂的东西无人请教，农村有谁可以问啊？买到了《辞海》以后，到现在我都没有停止过翻它，为什么呢？尽管现在新的《辞海》也出来了，我也都有新的《辞海》、《辞源》，但是相比之下，它增加了不少条目，但是有些条目，老版上头有，它还没有。

概括来说，我整个几十年的读书、治学，没有离开中华书局出的书，尤其是《辞海》真正跟了我60多年。另外，跟中华书局的交往，我都算不清楚（具体时间了），启功在校订《二十四史》的时候，我就去了。后来，到中华书局帮季羡林先生校《大唐西域记》。

我从小就爱读《大唐西域记》，最早的是刻本的《玄奘传》、《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传》，但《大唐西域记》一直没有机会读到，听到季羡林先生在主持，很多专家一起在校订，我特别高兴。更高兴的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杨廷福，被邀请去参与校订了。

书出来以后，因为太喜欢，我买了两部，怕万一弄丢了，我有两部就不怕丢。后来杨廷福的《玄奘年谱》我记得也是中华书局出的，我觉得学术价值非常高，应该再印。现在出了很多《玄奘传》，没有一本能够比得上杨廷福这本扎实，考证精详、认真。

中华书局100年，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创造、贡献是写不完的。中国文化界，只要搞文史的，没有不读中华书局的书，而且不是一般的多。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发展史上、中国的文化建设史上，知识界的培养成长过程中，我觉得都离不开中华书局。

葛兆光：

环堵半是中华书

从1894年到1911年，这是中国现代一个转型期。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以及影响整个社会的变化有几点：一是大学，二是出版，三是所谓的集会、演讲。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书的出版，对整个中国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晚清民国之间出版的一些明末清初的书，刺激了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所谓革命。比如说《新民说》《仁学》《天演论》这三本书，给中国的所谓辛亥革命以及五四，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些书是哪出的呢？都是一些出版社，不是过去的所谓传统社会刻书的商人，而是像墨海书馆这样的，也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以我觉得中华书局的意义，要放在大的背景下才能看到，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推动力量。

从学界来说，我们过去都不像西洋人那样重视印刷出版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中华书局比较重视；中华书局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它已经被赋于出版古籍这样的一个任务，文化传承有一半是在书籍，那古籍当然就非常重要，这跟中华书局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过去看的古书就是中华书局出版，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叫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要我写个东西，我就写“环堵半是中华书”，当然不能说“全是中华书”，那我成了中华书局的广告商了，那也不太好。所以说实在话，无论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是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书，确实是对我们做这行的人意义太大了，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做古典中国文史哲学问的人，大概受赐于中华书局。

我最早接触中华书局的书，大概是1980年，应该是在中学的时候。到了大学，因为我读古典文献专业，所以看中华书局的书就看得更多了。（除此外，中华书局在教科书的出版上，也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现在学界也有一些人，比较热衷于研究教科书，这就是因为，教科书第一它是新知识最主要的传播载体，第二，它是深入到一般的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第三个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测试，那个时候的人，新知识和旧知识的比重到底如何。

袁行霈：

守正出新，龙虫并雕

每一家出版社，都有它的个性，我觉得中华书局的个性是它的“体谅”，对作者和读者的体谅。

1964年，金灿然同志主持中华书局工作的时候，曾经要编一套知识丛书，其中有一本是《陶渊明》，金灿然同志就约我写这本，那时我才27岁，1963年，他那么信任我，我很感动。可是到第二年1964年，我就下放到湖北江陵，去参加“四清运动”了，回来以后不久又“文化大革命”，所以这部书稿没有完成，我感到很愧疚。

中华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对年轻的学者很扶持，而且能体谅作者的艰辛。中华书局从1982年向我约稿做《陶渊明集笺注》，到我交稿时，已过去了19年时间，如果算上金灿然同志约我写《陶渊明》那本书，就将近4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书局从来没有催促过我，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就很耐心地等待我。

所以我感到我个人在学术上能做一点成绩，这是中华书局成全的结果。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我刚才提到的，中华书局就是一个很体谅人的单位，我作为一个作者，是受到了中华书局的体谅，在学术这么浮躁的情况下，不容易，中华书局能够跟学者之间有这样的心灵沟通，实在难得，这是中华书局的个性，我希望中华书局能够保持这种特点。

现在是百年局庆，要写几个字，我（在“守正出新”后）再增加四个字，“守正出新，龙虫并雕”。就是说，中华书局要出版高深的学术著作，又要兼顾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既面向学者，也面向一般的读者，既雕龙，也雕虫。

说到中华书局在文化建设中间的作用，我首先想到了张载的四句话，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不敢说中华书局一定可以为天地立心，或者为生民立命，但是第三句话“为往圣继绝学”，这正是中华书局应该做的。

我们做古籍整理，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不仅是继承还要有开拓，还要有现实的使命感，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李学勤：

读书要读最基本的书

中华书局的成立和它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的、整个的文化史是分不开的。

不管是我的家庭，还是我的好多老师，他们都告诉（我），你要读书要读最基本的书，不要好高骛远，不是找那些孤本、珍本。他们都强调一些最基本的文化典籍，四史没读过，你还读什么其他东西？所以，《史记》、前后《汉书》还是基本都翻过了。

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对中华书局是特别亲切的。说那些最基本的书，我们都是找到中华书局的。中华书局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上，做了最主要的一些工作。

陈尚君：

续向新民诵华章

“守护文明，弘扬学术”，我觉得这是中华书局100年来始终坚持的传统，“沐百年风雨，幸为往圣继绝学；开万卷兰台，续向新民诵华章”，我总觉得，在中国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动，但是中华书局始终坚持以弘扬中华学术为自己的责任，以出版古籍为书局主要的业务。

这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在大型的古籍整理方面，在基本的典籍印行的方面，以及最新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都做了许多积极有意义的工作，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学术出版的龙头老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